麵對他們當年的選擇，我們今天不能用“馬後炮”“事後諸葛亮”的心態加以責備，而應該將他們放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來考察。對於這一點，晚年寫出了《風雨蒼黃五十年》的李慎之先生有過這樣的解釋，他在回顧自己加入共產黨的思想動力時說過，那主要來自少小時就有的民族主義情結和強烈而朦朧的平等思想。與民族主義和平等思想相比，民主實在是他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環節，隻是搞學生運動時才跟著叫的，甚至叫得比別人起勁，“我也主要不是為了追求民主而參加黨的”。周文出身貧苦，六歲喪父，十六歲就開始謀生自立，在軍閥部隊目睹種種人間的醜惡和人性的幽暗，離開軍閥部隊之後曾經掙紮在失業、疾病和饑餓之間。軍旅、流浪的生活給予他的強烈刺激，他能不向往平等、公正嗎？加上那正好是“九一八”之後民族情緒高漲的時代，他走向革命是情不自禁的，完全是正常的選擇。他和王實味、顧準、李慎之一樣懷抱著平等的理想。王實味在《野百合花》等文章中說得清楚，他之所以滿腔熱情地投奔“革命聖地”，所求的不過是平等，是人性中的“美麗與溫暖”。因為公開袒露了內心的真實，一九四二年的延安，王實味成了眾矢之的，包括周文在內那麼多文化人紛紛寫文章公開批判，口誅筆伐。五年後（一九四七年），四十一歲的王實味戴了三頂“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頭頭”）被殺害。一直等到他被殺三十五年開始，三頂“帽子”才由三個不同的部門以不同的形式陸續摘掉。[3]
一九五二年，新政權成立的第四年，離延安批王實味十年，離王實味之死不過五年，周文在北京仍然沒有逃脫含冤而死的命運。一九四九年以後，他身居馬列主義學院秘書長職務。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中，他負責在本單位“打虎”，揪出了一個有貪汙受賄行為的副秘書長，沒有想到此人有後台，結果得罪上司，惹禍上身，被抓住受賄數字不夠準確的把柄，一次次沒日沒夜地批鬥，終於各種病症一齊發作，以四十五歲的壯年不幸病故，還被誣為“自殺”，並宣布“黨內除名”的處分，含冤二十幾年，直到一九七六年才獲黨內平反，中央黨校才為他舉行追悼會。
周文曾在延安批判過王實味，可是他隻是多活了五年，最終都以悲劇收場，他的命運一點也沒有好到哪裏去。今天，重讀周文早年的小說和散文，我想說，無論從哪方麵看，他的作品都高於同時代一般意義的左翼文學。其實，文學就是文學，左翼、右翼之分本來就有點荒謬，那不過是一個特殊年代裏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之爭留下的痕跡。文學史隻承認有內涵、有震撼、有分量的真作品，而不問左右。周文的小說特別是他一生唯一的長篇《季苗煙》不僅應該進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給予應有的評價，而且是最好的電視連續劇腳本，是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軍閥混戰曆史的活的見證。世人應該了解這樣的好作品，了解一個才華未能盡展的作家一生的命運。
注：
[1]朱鴻召編選《王實味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11頁。
[2]陝西省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研究會編《論周文》，《理論導刊》編輯部1998年版，第10、176頁。
[3]《王實味：追求人性》，傅國湧著《文人的底氣》，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73—1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