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一個人固須有文明的頭腦，卻不可無野蠻的身體，兩者配備，便能應付艱難的環境。”這場長期的抗戰對中國出版業是個空前的考驗，“日本人的目的是打倒我，可是我倒了還可以起來，我是不倒翁”。
香港淪陷，長沙焚於戰火，商務的“本周新書”在大後方依然源源不斷地出版，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小小的奇跡。當然他不是沒有失誤。在他之前，商務也曾承印過鈔票、公債等，不過為數有限且斷斷續續。他出任總經理後，對於商務的業務方針，始終抱定以出版為本業。一九四一年七月，因屢受內外壓力，他被迫放棄平時的主張，商務的香港印刷廠為中國、交通兩銀行印鈔票。因太平洋戰事發生，受到嚴重損失。每一念及，他就痛心不已，深悔自己不能堅持，認為這是他戰時一切決策中最大的失誤。十二月十八日，日本人在香港登陸當晚，就要搜捕他，幸而他不在，家人也因兩天前門前中彈，避到親戚家去了。內山書店主人登報尋他，巧言誘他。當時，他正好在重慶參加參政會，如按原定機票日期回港，就危險了。近十年前，“一·二八”事變那次，他也差一點被便衣浪人逮捕，這次又脫了險。他說，“一·二八”、“八一三”兩次準備為商務而犧牲，寫過兩次遺囑，可惜隨他十年的日記，這次在香港被焚毀了。
香港淪陷，商務價值百萬的存書都被沒收，以後竟以五塊錢一斤的價錢在淪陷區賤賣，他在廣州還買了一小部分回來。第二年四月上旬，他的家人脫險來到重慶，物質生活很清苦，靠他商務的薪水和版稅維持，但他精神很愉快。他在商務服務數十年，除了上海有一處房子及上海、香港的六七萬冊書，並無其他資產。在香港這些年，節約下來不過七八千港幣。一九四二年十月底，他以無黨派的身份成為參政會駐會委員，實際上對政治的參與才開始多起來。
主持商務二十五年，王雲五已心力交瘁。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旬，他從重慶回到上海，即向商務董事會主席張元濟辭職，打算在南京從事著述，時年五十九歲。哪知放下商務的擔子，蔣介石又邀請他出任經濟部長，五月十五日正式發表任命。蔣介石和國民黨內一些人之所以作出這個決定，用他自己的話說：“或因過分重視我複興商務印書館的成績，故希望我擔任實際的政務。”這與他本人的意願不合，但推辭不了，隻好接受下來。之前，抗戰期間在重慶，蔣介石多次請他入閣，他都以肩負商務責任，婉言謝絕了。從政畢竟與主持一個商務這樣的文化企業不一樣，當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就提出辭職，次年三月一日他第三次堅請辭職。對他，書生從政也隻是盡公民之職而已。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重慶《商務日報》曾連載鄭君實的《經濟界的文化人：王雲五》一文，首先說他是“標準文化人”，文化界的企業家，一麵做學問，一麵經營企業，沒有人不認為商務是一個大企業，“中國的真正企業家，自始就不多，有企業精神，夠得上稱現代企業家的更屈指可數。以真正的企業家來辦出版事業，我們的新文化才算有長足進步。這功勞，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他的生活，刻苦樸實，“我的生活好像一隻牛，牛食的是草，而靠它的勞力卻產生了人食的米。就這一點看，恐怕我還不能充分適合牛的資格，不過我常常把它作為模範，藉以自勉。”他和牛一樣不求美食，糙米粗麵，煮不熟的，煮焦了的，隔夜的飯，任何簡單的小菜，都可以果腹，一頓飯通常幾分鍾解決。偶爾感到消化不良，就不吃。他曾經絕食多次，有一次絕食兩天半，照樣做事。絕食是加餐的準備，這是他的經驗之談。
他對住也沒有什麼講究，旅行喧鬧都能安睡，不怕臭蟲。有一次在南京出席全國教育會議，別人都為“南京蟲”所苦，他卻若無其事，一夜安睡，身上添了不少吃飽而眠的臭蟲，回到上海體重增加了。這一點也有點像牛。
精力旺盛，工作不倦，步履強健，也與牛相似。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星期日也不休息。重慶時住在汪山，每天上山下山兩次，總是步行爬坡，從不坐轎。和牛不同的是，這一切是他自覺、主動的選擇，牛是在驅策下被動的。
他主張，“一個人，尤其是年輕人，應該有文明的頭腦，野蠻的身體。”
他是“有腳的百科全書”“職業的讀書人”，在多方麵有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雲五字典，改革中文字排字方法，創“王雲五式中文排字架”。
商務分生產、營業、供應、主計、審核、編審六部，編審部獨立，他親自兼任部長。商務的生產，實行標準成本製度，出版業的產品種類繁多，不能逐件計算成本，這一舉措也是為出版界開新紀元。
在危難麵前，他保持冷靜、達觀，“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
他稱自己雖然不是宗教家，卻信天，認為不可挽回的，聽之於天。力可為者則盡最大努力為之，不放棄責任。
正在他手裏，商務達到了創始以來的黃金時代，不僅占有全國教科書市場百分之六十的份額，加上其他書，一年的出版量占有上海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上海占全國的百分之八十六以上。不過，他並不自得，與國外的出版業相比，他說全國出版業的營業數額總的還比不上英美公司一年的三分之一，他的買賣還是差得很，全國就是有十個這樣的商務印書館也不算多。他認為，出版家的財產不是機器材料棧房，而是實實在在的版權。商務印書館以穩健著稱，因為不出《孫文學說》而令孫中山先生惱怒，《資本論》《魯迅全集》最終也都沒有出成，這都是事實；但商務所出的書沒有一本是濫印的，沒有一年半載就速“朽”的書，沒有出過什麼三角戀愛、禮拜六、連環圖畫之類，也是事實。商務是商業機構、文化企業，更是文化重鎮。王雲五做出版不是單純以贏利為目的，他是文化的保姆，贏得世界聲望也不是偶然的。他率先引入科學管理，那個時代一談到工商管理，人們都會以商務為模範，公文檔案的管理方法也學商務，談行政效率的也以商務為師。
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三遭巨劫，屢仆屢起，一度完全複興，一度維持不墮，與王雲五的性格分不開，與他的文化教養分不開，與他的責任心，也就是那種堅不可摧的企業家精神分不開。他身上有傳統文化賦予他的浩然之氣，所以他要為中國人爭一點點氣。他接受西方的科學管理方法，但他知道一國有一國的背景，一國有自己的社會特點，並不照抄照搬其形式，而是師法其精神內涵。他重視人，開辦藝徒訓練班，主張一麵工作，一麵受教育，提倡實學。在人事製度上，以學徒製而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全係，一個人進商務，可以由小工而職員，而為中堅幹部，而為專家。他也是處理勞資問題的專家，他常說自己是勞方，其實代表資方，他信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認為資方的權利是進退賞罰的權利，勞方的權利是生活安樂的權利，雙方隻要相互理解，學會換位思考，體諒對方，就可以化解矛盾；但這談何容易。商務曆史上相當長的時期，幾次危機最終都妥善解決，盡最大可能做到了雙贏，靠的就是妥協、談判、商量、和解。盡管在調解這一問題時，他也曾幾次陷入尷尬境地。
在經濟界，他是第一流的商人。在工業界，他是科學管理專家。在讀書人看來，他是百科全書（英國人甚至稱他是“行動的百科全書”），是學者，是文化保姆，是出版家。在少年來看，他是發明家。在參政會看來，他是“憲政叔叔”。他是白發的青年，日本人的眼中釘，打不倒的不倒翁，而他自認為是一條“野牛”。
本文主要參考書目：
王壽南編著《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初版。
王壽南主編《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初版。
王雲五著《岫廬八十自述》，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初版。
《王雲五文集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舊學新探——王雲五論學文選》，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