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曾多次表白過，他隻是文人，不是戰士，叫他去撒傳單，他是不會去做的。一九三〇年，他對林語堂、徐誌摩等人表示自己是一個文人，不是一個戰士。一九三三年，在宋慶齡家裏，他對美國紅色記者史沫特萊說：“我不是一個戰士，我隻是一個作家。”然而，在他一生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傲骨嶙峋的一麵。
一九二一年，他還在日本留學，聆聽被譽為“憲政之神”的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演講時，聽到尾崎把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仍稱作“清國”，並對當時軍閥當道的中國說了些不友好的話，他當場站起來打斷演講，堂堂正正予以反駁。尾崎隻好承認錯誤，當場道歉。其實，他並不認同武夫當國。他回國後，有一次，他曾在北京平民大學的課堂上痛罵北洋軍閥，公開對學生說：“軍閥統治，社會混亂，讀死書是一點意義沒有的。”在學生張友鸞的記憶裏，那一次，他把一堂文學課變成了政治課。他在寫給沈從文的那篇《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裏甚至激憤地說，與其讀書、從事寫作，還不如去做強盜、做小偷。
正是因為對軍閥統治的強烈不滿，他才滿懷熱情地跑到廣州，結果也是失望，他的《廣州事情》一文，就是他和國民黨衝突的第一次公開化。他憤慨地說：“什麼是黨派？什麼是爭鬥？更什麼是感情？實際上不過是為了一點金錢、權利而已，旁的話都是騙人的器具，狐鬼的畫皮！”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離“四一二”不過半個多月，他撰文直接譴責蔣介石是“新軍閥”，隨後在日本的左翼文藝刊物上發表，差一點被逮捕，當軍警在五月二十九日搜查創造社出版部時，他恰巧去了杭州，才得幸免。創造社的同人責怪他惹禍，他因此公開聲明退出這個自己參與創立的團體。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的內心始終是壓抑的，他多次因文字得罪當道，離開上海避禍。但他還是堅持做了許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九二七年九月創刊的《民眾》旬刊是他發起和主編的。他執筆的發刊詞說：
“我們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諛權貴；我們不想執政，所以沒有黨派；我們更不想爭地盤，剝民財，所以可痛罵新舊的自私自利的軍人；我們是被壓迫，被絞榨的民眾的一分子，所以我們敢自信我們的呼喊，是公正坦白的……”
一年後，他又和朋友辦了個《白華》半月刊，他指出：“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還要講樂觀，還要講理論，還要講文學，實在是不通的事情，尤其當言論創作的自由，被壓縮得同針頭那麼纖細的現在。”
一九三〇年，他為自己的《薇蕨集》題詞，以文學筆法抨擊國民黨當局鉗製言論的高壓政策，出版時被抽去。一九三一年，他因奔走營救創造社的朋友，受到當局警告，去故鄉避難，他還是忍不住要諷刺“中央帝黨”玩秦始皇玩過的把戲。“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釣台的春晝》一文中那首有名的詩就是這時寫的。
一九三〇年，他和魯迅列名“中國自由大同盟”發起人之一，也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之一（當年就因個性不合而退出）。一九三三年，他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參與過要求當局釋放被捕作家丁玲等的聯名通電。當楊杏佛被暗殺的消息傳來，他在杭州憤然寫下沉痛的舊詩，“生死無由問伯仁”。熟悉他的鍾敬文說，他討厭虛偽，憎惡暴力，他對於弱小者懷著近於“感傷”的同情，他的知人論世往往都是感性的。歸根到底，他就是這樣一個文人，一個有骨氣、講氣節的文人，他別了自己的“風雨茅廬”，客死南洋，千秋飲恨，正是他要堅持的這種氣節。這一點與古代的文人氣節既有相通處，也有不同處，他身上隱約已有現代人格的閃光。他很少談論教育，一九四〇年，在新加坡《星洲日報》創辦《教育周刊》時，他寫了發刊詞，痛斥專製下的教育不過是“去勢教育”，新教育的真諦也不僅是科學精神，還有人格的修養和精神的健全，他認為這是“創造物質運用物質的根底”。也許這就是他一生所苦苦追尋的。
本文主要參考書目：
《鬱達夫小說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鬱達夫文論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鬱達夫散文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鬱達夫詩詞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郭文友《千秋飲恨：鬱達夫年譜長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