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的第三個字是“勇”，他有容，有誠，都是需要有勇氣的，需要有所失去，並不是得到。這樣的勇氣在我看來，無非是三個方麵的勇氣，第一是不盲從大眾的勇氣，這是最大的勇氣；第二是承擔責任的勇氣，無論選擇什麼，你自己和所在的報紙都是需要承擔責任的；第三是直麵現實的勇氣，無論遇到什麼樣的事，你都要挑起來，都要麵對。
日本人打過來，“九一八”發生了，要麵對，不能閉著眼說日本人沒打過來。盧溝橋打起來了，也不能說還是“九一八”的那個狀態，所以“七七”之後，《大公報》的選擇是全力抗戰、焦土抗戰。所以，他在《大公報》漢口版寫了幾篇影響中國至深的社評，比如《最低調的和戰論》《置之死地而後生》等，那都是當時應對現實的需要寫下來的。當時包括孔祥熙這些人，都有一些動搖。張季鸞寫這些文章，用徐鑄成的話說，那些裹布小腳一樣的白話文，字字句句都打動了中國人。他大部分的社評都是用半文言寫的，極少數是用白話文寫的，最有名的那篇白話文是西安事變時《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這大概是他第一次用白話文寫的文章。他其實不太會用白話文，所以說他的白話文是裹過腳的，他跟陳布雷一樣，最擅長的是文言文，他受過非常好的傳統文化的訓練，白話文對他來說是個弱項，但是有的時候必須用白話文，因為需要更多的沒有受過很好舊學訓練的人聽到他的聲音，所以他願意用最不擅長的筆法來表達他的立場和觀點，在漢口時他就是這樣寫文章。
所以，我們看到，張季鸞在他的一生中，如果論文章，他也未必是完美的，未必是無懈可擊的。但他確實做到了用他的文章去影響他的時代，他是有誠意的，有勇氣的，所有的一切取決於他的責任意識，他願意承擔責任。“勇”的核心就是承擔責任。這種勇不是匹夫之勇，需要有表達的技術，更需要有一顆謙卑的心。
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今天中國的評論界，無論是報紙的評論，還是網絡的評論，有一個毛病，就是精英意識很強，尤其是比較知名的作者，他的文章有意無意透露出強烈的居高臨下的意識。而張季鸞不是，他始終站在普通人的立場，普通文人的立場，“文人論政”這個詞是他自己說的，不是我們後人說的，是他獲得“密蘇裏獎章”時說的，我們無非做到了文人論政，而不是商業性的，我們的報紙是文人辦報，文人論政，這是他概括出來的。他把自己定義為文人，什麼叫文人？在我們中國傳統概念中，文人一是手無縛雞之力，二是手無寸鐵，隻有一支筆。所以他的定位很清楚，他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而我們可以把他看得很高很高；有的人把自己看得很高很高，他一定會變得很低很低。這是一個非邏輯學的問題。
愛因斯坦說，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具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我們往往會強調“創造性”這個詞，在新聞的行當裏，張季鸞當然是有創造性的，他的新聞標題，隨便拉一個，都讓後人瞠目結舌。比如說，蔣介石掌權以後，軍閥之間的戰爭一場接一場爆發，第一場就是一九二九年，桂係跟蔣介石打起來，是在湖南湖北，引發這場戰爭的導火索是李宗仁掌握的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免掉了湖南省主席何鍵的職務。新聞的電報一發到大公報社，那天晚上張季鸞踱了幾步，一個好標題就出來了，《洞庭湖掀起大江潮》，“洞庭湖”是指湖南，戰爭要在湖北打，這樣的標題是很絕的。比如說，第一次和第二次“圍剿”的失敗，那個師長張輝瓚被紅軍抓住，砍頭了。砍下來以後固定在木板上，順著贛江，順流而下，一路漂向南昌。這篇“漢口特約通訊”是《新聞報》駐漢口記者陶菊隱業餘為《大公報》寫的，通訊發到天津，他在那裏踱了幾步，在通訊裏勾出一句話，就做了一個富有詩意的小標題。這是張輝瓚在嶽麓山下葬時老部下送的一副挽聯，非常感傷優美，意思就是這個木板裝了個人頭，從江上漂過來，叫“江波無語載元歸”。他把這句話勾出來做標題，整個新聞就是亮的且有詩意的，而且這裏麵透露了真實的信息。像這種報道都是有一點犯禁的，因為他透露國民黨打敗仗了，國民黨是執政黨，怎麼能打敗仗呢？他通過這樣一條詩意的標題把這條新聞就公開出來了，這個報道的題目都是很絕的。像這樣的東西太多了，這就是他具備高超的新聞藝術。
我們還可以看到，那個時代做新聞需要有很高的智慧。比如，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要打起來了，馮玉祥要和閻錫山合作，本來馮玉祥被閻錫山給軟禁起來了，但是閻錫山已跟馮玉祥達成共識，要合作反對蔣介石，打一場內戰，閻悄悄把馮放掉。這件事別人是不知道的，張季鸞親自派到太原采訪的徐鑄成憑著新聞敏感，偶然得知這一消息，但是又沒有辦法把真實的情況傳遞出去，就發了一個電報給張季鸞，說“二舅真日西逝，請節哀”之類的意思。馮玉祥是第二集團軍，所以說“二舅”；“真日”是時間，指幾月幾號；“西逝”就是往西走，回到他的大本營陝西潼關；“請節哀”，就是先不要發表，這還是一個秘密。張季鸞一看就明白徐鑄成想要傳遞什麼信號。第二天，不聲不響在頭條新聞大標題的上麵，用了一排五號字，不醒目地、無頭無尾地來了條新聞，說馮玉祥從某日起“不見客”。其實馮玉祥已經走了，戰爭馬上要打響了。這條新聞為這個重大的新聞事件埋下了一個伏筆。但他也沒說破，誰也不能說他犯禁，不能找他的毛病，幾天後，時局明朗，馮玉祥在潼關宣誓，發表通電反對蔣介石。人家再回頭看那條放在頭條新聞前麵、無頭無腦的新聞就會恍然大悟，原來《大公報》早就明白了，這都是做報紙的典範，中國新聞史上最漂亮的細節。還有就是中原大戰快要打完了，到底誰勝誰負，取決於張學良東北軍支持誰。胡政之親自去找張學良摸底，張學良說他明天就要發表通電是支持南京政府，不是支持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他們。胡政之與張季鸞事先約好了，如果支持南京就發電報，“請速彙二百元來”。當夜這個電報發過來，《大公報》在張學良沒有發布通電之前就發消息，張學良將要發表通電，表達支持南京的態度。他們的新聞搶在了所有報紙的前麵。這些漂亮的仗在那個時代隻有他們打得好，那麼默契，那種智慧和專業的成熟，是中國“文人論政”階段的最佳典範。
如果從《循環日報》算起，到儲安平辦的《觀察》周刊停刊，七十四年的“文人論政”階段，也可以分為幾個段落，第一個可以稱為“梁啟超時代”的話，第二個可以稱為“《新青年》時代”，第三個可以稱為“職業報人時代”或幹脆就叫“《大公報》時代”，第四個是“《觀察》周刊時代”，每一個時代，分別有他的典型特征。“梁啟超時代”是政論家辦報辦刊，成熟的職業報人群體還沒有出現。“《新青年》時代”是思想家辦報辦刊。第三個時代是職業報人在辦報，就是張季鸞他們辦報，“新記”《大公報》代表了中國職業報人辦報成熟的時代。在此之前，從汪康年、彭翼仲、英斂之到邵飄萍、林白水他們，都沒有把中國帶到一個成熟的報人時代，隻有到了一九二六年張季鸞、胡政之接續《大公報》後，“文人論政”才進入到了一個職業報人辦報的時代，這批人一生都服務報業，沒有離開報業，把辦報作為他們的終極目標，而不是作為敲門磚，不是作為謀取其他利益的中介。這是很難得的，一個職業隻有到了這樣的階段，它才是穩定的，才算得上成熟了，才可以稱為典範。他們的時代還在延續，不幸抗日戰爭之後遇到了國共內戰，這個時代出現的“《觀察》周刊時代”，是因為這短短幾年中，知識分子都忍不住了，光靠《大公報》這樣的傳統報紙的發言，他們等不及了，他們要自己來辦周刊論政，所以出現了知識分子紛紛自辦周刊論政的短暫時代。知識分子破門而出，紛紛從各個大學和學術機構中破牆而出，自己辦起一個個的周刊來，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以《觀察》周刊為代表的大量周刊冒出來，比如《時與文》《世紀評論》《周論》《新路》等，這是以中偏左、中偏右這一批，代表的是相對獨立的言論，還有一些左的或右的。在這樣一個脈絡中，我們可以更容易的看到，張季鸞作為“文人論政”時代的最高代表，雖然曆史隻給了他十五年的時間，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一年（當然此前十五年的積累很重要），但是他卻創下了一個範例、一個可以不斷被追溯和研究的範例。王芸生是他的接班人，徐鑄成也是，要說政論和社評，王芸生寫得更好，王芸生曾回憶過，張季鸞病重之際還在傳授寫作的秘訣，就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他一生執筆指點江山、臧否人物，幾乎都是這樣要求自己的。這兩句話體悟清楚了，所有的秘密都被揭開了，甚至可以說，他一輩子文人論政的密碼都在這句話裏，這是他畢生經驗的總結。短短一句話就包含了“容”“誠”“勇”三個字，有容乃大，富有誠意，並勇於承擔責任，一切盡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