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魯迅在上海暨南大學飯廳講演《離騷與反離騷》，含沙射影地批評了國民黨當局，還直接批評了胡適和“新月派”。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寫信給楊霽雲：“在暨南的講演，即使檢得，恐怕也通不過的。”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魯迅在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講《上海文藝之一瞥》，不久（七月三十日），他寫信給李小峰：
《上海文藝之一瞥》我講了一點鍾，《文藝新聞》上所載的是記者摘記的大略，我還想自草一篇。但現在文網密極，動招罪尤，所以於《青年界》是否相宜，乃一疑問。且待我草成後再看罷。大約下一期《文藝新聞》所載，就有犯諱的話了。
魯迅一九三二年的北平之行應邀做了密集的五次演講，號稱“北平五講”。期間有種種不利於魯迅的傳聞，小報上散布著許多惡毒的誹謗，有人說他此次重回北平是“卷土重來”，是來搶飯碗的，所以他才會多次公開表示，自己馬上就要“卷土重去”。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許廣平《魯迅回憶錄》說，北平的國民黨當局甚至連逮捕公文都已寫好了，由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是休息天，不辦公，所以公文還缺了一個“官印”，二十八日上午魯迅還在中國大學講演，他們想當然地以為至少當天他不至於離開，“就在這間不容發的緊要關頭，魯迅當天下午就搭車離開了他所酷愛的北京和可依戀的群眾。他走了，從此永遠不再來了。”逮捕他的公文白白預備了。這是深知內幕的朋友後來告訴魯迅的。[35]
魯迅在中國大學演講那天，確實有聽眾被當場捕去。事後，中大還有人繼續被捕，許多人為魯迅的安危感到擔憂。他離開北平之後，一時傳說紛紜，或說他在車站、或在火車上遭到暗算，北平的青年學生有人主張散發抗議宣言，有人主張示威遊行，後來從周老太太那裏得到確切消息，知他已於十一月三十日平安回到上海，大家才放了心。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魯迅寫信給楊霽雲：“在北平共講五次，手頭存有記錄者隻有二篇，都記得很不確，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閱。還有兩回是上車之前講的，一為《文藝與武力》，其一，則連題目也忘記了。其時官員已深惡我，所以也許報不再登載講演大略。”
不過說到底，魯迅生命的最後十年間，“有驚無險，太嚴重的迫害，並不曾有過。”[36]曹聚仁的這一說法是可信的。
五
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發表署名“美子”的《作家素描[八]：魯迅》一文，其中說：“魯迅很歡喜演說，隻是有些口吃，並且是‘南腔北調’，然而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條件之一。”魯迅把自己的一本雜感集幹脆就叫做《南腔北調集》，以作為“答複”。他在《題記》中說：“前兩點我很驚奇，後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37]
其實他並不喜歡演說，這一點，從《而已集》這篇《通信》中也不難看出，“然而苦矣！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作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說，因為它有指定的時候，不聽拖延。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將你綁了出去。而所說的話是大概有一定的題目的。命題作文，我最不擅長。否則，我在清朝不早進了秀才了麼？然而不得已，也隻好起承轉合，上台去說幾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鍾為限。可是心裏還是不舒服，事前事後，我常常對熟人歎息說：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38]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魯迅給章廷謙的信中也說：“我在這裏，被抬得太高，苦極。作文演說的債，欠了許多。”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北平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現今的新文學概觀》的前一天，還寫信給許廣平說，“我這回本來想決不多說話，但因為有一些學生渴望我去，所以隻得去講幾句。我於月初要走了，但決不冒險，千萬不要擔心。”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平的“左聯”等左翼社團聚會請他講話。他曾說過這樣一席話：“這回，是專為探望母親的病來的。……近兩三天之內，做了三回演講。前天剛謝絕了一處，昨晚倒又答應了到師範大學去講一次。今晚，決計不作講演，隨便談談。其實講演也隻是隨便談談……”[39]
而有的時候，對於素昧平生的青年學生的邀請，他卻會欣然前去，不推脫，不擺架子。當年在暨南大學就讀的馬來西亞華僑學生溫梓川回憶，一九二九年冬天，他們的文藝社團“檳榔社”（前身是“暨南文藝研究會”）邀請魯迅演講。“因為我們當時還不知道魯迅住在哪裏，便寫了封公函，把我們要求他到暨南來演講的意思，征求他的同意，日期和時間都由他自己訂定，信是掛號寄到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轉交的。過了一個星期，魯迅的回信寄來了。他答允到暨南來作公開演講，至於講題卻一時尚未能決定，並且還約定我們最好屆時在真茹車站等他，他自己會搭火車前來。到了那天下午三時前，他果然如約從火車三等座走下車來。我們七八個同學，便把他一窩蜂地擁到大飯堂去。”[40]所以溫梓川說那次請魯迅講演“最為省事”。那一天是十二月四日，魯迅的講題是《離騷與反離騷》。
六
從現存的演講記錄粗略地看，魯迅一生的演講大致上可以分為六類，關於中國文明與改革的艱難與曲折、關於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關於文學與革命與其他的關係、中國文學史和小說史研究、讀書和美術方麵的見解、其他的即興話題。透過這些演講，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對中國文明史、國民性鞭辟入裏的深刻認識，可以看到他對知識分子與權力、文學與權力、文學與革命的一針見血的看法，他對讀書、對藝術、對人生的見解。有時候，他的講題本身就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命題，比如《娜拉走後怎樣》《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老調子已經唱完》《無聲的中國》《少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老而不死論》《象牙塔和蝸牛廬》等等，僅這些命題就足以垂之精神史，啟迪後世。
魯迅已經是一個民族的符號，沒有人能夠回避，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同時，我們也毋庸諱言，真實的魯迅不是神，而是人，他不是完美無缺的，他有他的精神限度。他的求學生涯、讀書興趣、知識結構、人生經曆，他的性格、脾氣、愛好、家庭出身乃至地域背景，都決定了魯迅何以成為魯迅。在他生命的最後九年，他對自己了解不多的蘇聯有過真誠的向往；他晚年在上海，日漸向左翼意識形態靠攏，逐漸與人性論疏離，信奉了文學的階級論；由於信息的不對稱，他對蘇聯的認識是片麵的，他未能察覺到斯大林鐵腕下的血淚與苦難，也未能洞見階級論支配下的文學往往淪為口號宣傳的宿命。
但，我們並不因此否定魯迅的價值，否定他曾經達到的精神高度，更不會忘記正是他選擇了獨立的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即便是他日漸被迷霧籠罩的生命黃昏，他對紛繁複雜的世事還是保持了清醒的判斷，他一直對形形色色的力量保持了某種警惕與清醒，他對“四條漢子”、對“太陽社”和“創造社”等都有過極為尖銳的批評。這些在他的講演當中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流露。獨立思考——始終是他對青年的諄諄教誨。他一方麵力圖站在邊緣、民間、底層大眾的立場，他在不少作品中表達出對底層民眾的悲憫，對一切人間的不平、非文明的因素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一方麵，他身上又有著強烈的精英意識，我的朋友蔡朝陽是魯迅故鄉紹興一所高中的年輕語文教師，他發現信奉尼采的魯迅有很多文章有意、無意間露出了對普通民眾居高臨下的姿態，《紀念劉和珍君》等文不斷出現“庸眾”“無惡意的閑人”等字眼，魯迅對普通民眾的麻木、冷漠、不覺悟表現出了無比痛恨和蔑視。他感到魯迅對普通民眾一直有愛恨交織，愛中有恨，恨中有愛的情緒，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認為魯迅的有些文字“很冷，甚至有些油滑”，沒有宗教信仰的魯迅之所以能夠“直麵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靠的不是愛，而是“陰冷”。畫家陳丹青隻看到其“好玩”的一麵，沒有洞察其“陰冷”的一麵。這些觀點無疑都是富有啟發性的。麵對魯迅，今天的中國有兩種很不好的傾向，一種是對魯迅的偶像崇拜，乃至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不準別人說一句魯迅的不是；一種是全盤否定魯迅，以打倒魯迅為目的，都是我不能認同的。
魯迅早年就讀的學校，從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到留學日本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都是工科、醫科學校，之後他棄醫從文，轉向文藝，他通日語，還學過德語，德文曾是他的“敲門磚”，他在日本到處搜求德文的新舊書報，接觸東歐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後來他又自學了俄語，但並不懂得英語，他自己譯的西方作品基本上是從日文或德文轉譯的。他接觸西方文明是從南京求學時代開始的，閱讀過嚴複翻譯的《天演論》《法意》等學術著作，和林紓翻譯的小說，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三味書屋和百草園給予他的限定，他超越了老紹興的束縛。但他接受的精神資源也是有限的，他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麵有很深的造詣，博覽古書，其中尤其是野史最多，他熟悉中國古代文化、曆史，他對中國舊文明有著鞭辟入裏的認識不是偶然的。在吸收世界文明方麵，他偏重於文學、哲學、藝術，特別對東歐、俄羅斯文學有著強烈的興趣，當然他有一定的自然科學基礎，對植物學尤其情有獨鍾，他對日本文學及文藝理論等都有很深的了解。他閱讀過尼采等德國哲學家的傳記和著作。
從魯迅留下的講演記錄稿，我們不難看出，他信手拈來、他常常列舉的都是俄羅斯、蘇聯文學、曆史、現實中的事情，他對源自希臘，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歐美文明了解非常有限，幾乎很少涉及。作為文學家，魯迅的學養、他所吮吸的精神滋養或許差不多夠了，但作為思想家，他未能呼吸而領會到歐風美雨，更好、更多地飽吸人類主流文明的乳汁，這是毋庸置疑的缺陷。這一點，我曾和朝陽討論過。他認為魯迅在精神氣質上，接近的是尼采、叔本華一路，就其美術、美學的興趣來看，也是如此。魯迅作為文學家，是從感性出發的，作為思想家，隻是生存哲學層麵上的，其表達是詩性的、直覺的，缺乏邏輯推演，屬於克爾凱郭爾、叔本華、尼采這一譜係。所以他很懷疑，歐美文明中基於經驗主義的常識理性，即使魯迅接觸到了，也未必對他有很大意義。當然，這已經是一個無法驗證的問題。
在魯迅離世七十年後，魯迅過時了嗎？魯迅的時代過去了嗎？這些問號，每個人隻要翻開魯迅的那些小說、雜感，就能作出各自的回答。他的雜文不是篇篇精品，其中有大量混戰的產物，有許多晦澀、隱晦、曲折的文字，有嘲諷甚至也有他不主張的謾罵，但他確實常常用小題目做出了大文章，深刻、透徹、清晰。狂妄不可一世的李敖，二〇〇五年秋天在北大講壇上的表演，曾經迷惑、欺騙、傾倒了許多青年，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思考能力、接受過人類普世價值的青年，然而，如果對照閱讀魯迅的《二醜藝術》，短短千言，洞若觀火，足以讓李氏的戲法原形畢露。
從達爾文的進化論、尼采的超人說到馬列的階級論，魯迅的信仰之路並不平坦，但他骨子裏終究是一個具有強烈內省氣質的個人主義者，我們不妨把他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個人主義者。他對權勢始終如一地保持了距離，表示了蔑視，不僅態度決絕，而且身體力行，這是足以為後世知識分子法的。魯迅是真摯的，他對本民族的陰暗、灰色的一麵看得很透，他洞察人性的幽暗與卑微，但他對這個他與生俱來的民族始終懷著熱望，他要肩起“黑暗的閘門”、掀翻“吃人的筵席”，他發出的第一聲呼號就是“救救孩子”。這一切我們也都能在魯迅的演講中讀出來。無論如何，魯迅的缺失，正是我們今天起步前行的地方。
注：
[1]陳子善編《葉公超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96、103頁。
[2][4][5][6][13][14][18][24][26][27][28][29][31][32][33][35]馬蹄疾《魯迅演講考》，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511、392、484、522、526、247、70、263、271、463、523—524、511、510、72、535頁。
[3][8][9][10][12][15][20][23][39]許廣平《魯迅回憶錄》一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版，第206、185、205、188、187、206—207、14、191、184—185頁。
[7]《魯迅演講係年》，見林辰《魯迅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1頁。
[11]《魯迅在群眾中》，《新華日報》1942年10月19日。
[16][40]溫梓川《文人的另一麵》，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167頁。
[17]魯迅《且介亭雜誌末編》，《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58頁。
[19][21]劉運峰編《魯迅佚文全集》，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772頁、第790頁。
[22]《魯迅研究資料》第一輯，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25]漢口《西北風》半月刊第3期，1936年12月5日。
[30]陳丹青《我談大先生》，《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2005年8月10日。
[34]時間有誤，應為2月18日，被禁載的是次日的演講記錄《老調子已經唱完》。
[36]曹聚仁《魯迅評傳》，複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頁。
[37]《魯迅全集》第4卷，第417頁。
[38]《魯迅全集》第3卷，第446—4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