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從來不懶散地躺臥著讀書，一定要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而且看得很認真。對此他還有過這樣一番說法：“因為一般人讀書，或是為個人的前途，或是為了一家的生活，他讀書不認真，成敗得失，隻他個人或其一家。革命黨人則不然，一身負國家社會之重，如果自己讀書不認真，事情做錯了一點，就不但害了我們的黨，連整個國家社會也被害了。”他博覽群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無所不窺，甚至一些很偏門的書都有所涉及。他晚年的秘書邵元衝當麵問過他：“先生平日治學非常廣博，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各種書籍，皆篤嗜無倦，可究竟以什麼為專攻？”他的回答是：“我無所謂專攻。”邵元衝問：“那麼，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種學問呢？”他回答：“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一切學術凡有助於提高我革命的知識及能力的，我都用來作為研究的原料，以組成我的革命學。”
二、“目不識丁”和“讀破萬卷”
二十世紀初，當孫中山在歐洲動員中國留學生參加革命時，其中一個留學生叫朱和中，第一次讀到孫中山親筆起草的誓詞草稿，禁不住笑了。他問何故？朱回答：“康有為和梁啟超常說您目不識丁，我見誓詞簡練，知康、梁所言之妄。”他傲然說：“我亦讀破萬卷也。”
舉人出身的吳稚暉早年也疑心孫中山“不識字”。這位後來追隨孫中山的國民黨元老回憶，一九〇一年留學日本東京時，吳祿貞、鈕永健等人相約一起去橫濱看孫中山，邀他同往，他當時心想，梁啟超都不想去看，何況孫文？孫文不過是個“草澤英雄”，有什麼看頭？所以就說：“你們去吧，我要到上野公園去。”等到他們幾個回來，他問孫文的相貌是否像廟裏供奉的大王爺爺，魁梧奇偉？鈕永健說他弄錯了，孫文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紳士。於是他估量孫文大概是東漢的劉秀、鄧禹一類人物，還是不想去見。直到一九〇五年春天，他在英國倫敦已住了兩年，有一天有人敲門，自稱“孫逸仙”，相貌“溫和端正”，他很是吃驚。吳稚暉晚年自述認識孫中山的過程，大為感慨：“我起初不滿意孫文，就是因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經生文人，並且疑心他不識字。到認識以後，才知道他手不釋卷。”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孫中山，家境貧寒，七歲開始在別人家的私塾附讀，九歲開始到村塾讀書，最初接觸“四書五經”，十三歲遠赴檀香山，在當地學校就讀，接受了五年西式教育。當他回到故鄉時，少年時誦讀過的經典早已忘得差不多了，《鏡海叢報》說他檀香山歸來“不識漢人文”，自然不無誇張，但也不是毫無根據，他的英文確實比中文要好。隨後，他在香港、廣州兩地求學。一八八三年進香港拔萃書室，第二年轉入中央書院，一八八六年轉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南華醫學堂學醫。就是在這裏，他開始對中國的曆史、文化產生興趣，不僅節約生活費用，買了一套大部頭的“二十四史”，而且在學校圖書室發現了一部英漢對照的“四書”。他感到英文譯本的注解要比朱熹的注釋更容易明白，所以他把這本書借過來經常利用課餘時間研讀，就這樣，他基本上讀通了“四書”。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他在上海對廣東籍議員演講時說，自己讀“四書五經”的經過與傳統的讀書人不同：“我亦嚐效村學生，隨口唱過‘四書五經’者，數年以後，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曆史，欲明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譯之‘四書五經’曆史讀之，居然通矣。”
誠如著有《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的美國學者史扶鄰說的，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幾乎都是先讀孔子、朱熹的書，然後才接觸到達爾文、密爾的學說，而孫中山走的路子正好相反，他自十三歲第一次出國，看到輪舟之奇、滄海之闊，從此就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在《上李鴻章書》中，他也提到自己熟悉西方的語言文字、政治禮俗，乃至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尤其留心“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無疑，西學給予他的影響要更大。對於中國書，他並不陌生，他一生至少買過兩套“二十四史”，他也讀過《資治通鑒》，在闡述“五權憲法”時，說到監察權、考試權，他說：“我讀《資治通鑒》等各種史書，中國數千年來自然產生獨立之權，為歐美各國所不知，即使知道也不能實行者，這是中國民族進化曆史之特權也。”
在孫中山的知識結構中，傳統典籍不是主要的，他的專業是西醫，在香港西醫書院，他度過了求學生涯中最長的一段時光。他的同學關景良回憶，除了醫學專業書，他平時非常勤奮，夜裏常常點燈讀書，《法國革命史》《物種起源》等西方典籍都是在這個時候讀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達爾文的進化論大大地震撼了青年孫中山的心靈。在孫中山上海故居的藏書目錄中保存下來的達爾文著作還有兩種，一是一八九二年倫敦出版的《查爾斯·達爾文》，一是後來追隨他革命的馬君武翻譯的《物種起源》。到晚年，他的演講中仍不時提及達爾文。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廣州嶺南大學，他在號召學生要立誌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時，就列舉達爾文的例子，認為達爾文的功勞“比世界上許多皇帝的功勞還要大些”：“從前有個英國人叫做達爾文，他始初專拿螞蟻和許多小蟲來玩。後來考察一切動物，過細推測，便推出進化論的道理。”
香港求學時期，他已放言革命，立誌推翻滿清政府。他對農學也有過濃厚的興趣，不僅讀過《齊民要術》《農桑輯要》《農政全書》這些古代的農書，而且讀過西方農業方麵的著作，對西方農政機構、農業政策、農業機械以及與農業有關的學科都有所涉獵。他後來寫過一篇文章《農功》，一八九五年在廣州倡言革命時，還創立了一個小小的團體“農學會”，不光是作為革命的掩護。從他給李鴻章的上書中可以看出，他對農業問題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發起“農學會”，就是希望搜羅翻譯各國農桑新書，開風氣之先；設立學堂，培養造就農技師；用科學方法檢驗各地的土質物產，著成專書，引導農民耕植，等等。
三、流亡和讀書
在漫長的革命、流亡、從政生涯中，孫中山經曆了無數次的失敗和挫折，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也沒有放棄讀書，而且往往是革命失敗的間隙，他才會有一段相對安靜的讀書時間。他一生中幾次集中讀書都是如此。
第一次是從一八九六年十月到一八九七年七月，孫中山流亡倫敦期間讀了十個月的書。一八九五年重陽節廣州起義計劃流產，陸皓東殉難，他先是流亡到日本，再到了倫敦，結果被清廷駐英使館拘禁，幸得香港西醫書院求學時的老師康德黎奔走，才得以獲釋。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倫敦被難事件”，成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點。此後，他在倫敦居留期間，把主要精力用在了讀書上麵。康德黎回憶，他讀書的範圍很廣泛，從政治、外交、法律、經濟、軍事到造船、采礦、農業、工程甚至畜牧飼養，無所不讀，不光借閱康德黎家的藏書，而且自己買了很多書。有人統計過孫中山上海故居藏書目錄，其中一八九七年前出版的有一百零六種。
這段日子，孫中山去得最多的是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他在那裏辦過一張為期半年的讀者卡。清廷駐英使館雇傭司賴特偵探社提供的偵探報告表明，他在使館獲釋後許多時間也都是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裏度過的（也許就在馬克思長期讀書寫作的那個閱覽室）。從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三日到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他至少去了六十八次。偵探報告留下了孫中山清晰的足跡，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五日上午十一點，孫中山去郵局發了兩封掛號信，接著去附近書店選書，再乘車到大英博物館，在那裏讀書一小時二十分鍾。一八九七年四月九日上午十點半，孫中山到大英博物館，下午兩點去附近午餐，然後再回到圖書館，到下午七點才離開。四月十八日的偵探報告寫得很詳細：“截至我們現在寫信時為止，他的行動很有規律，幾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館圖書館、覃文省街四十六號、霍爾龐郵局……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他不變地總是進閱覽室，並停留幾小時，偶然的為要吃些點心，就離開到布萊街金穀麵包公司，之後，有時仍回大英博物館圖書館。”（轉引自張篤勤著《孫中山讀書生涯》，第七〇至七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