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秦暉談到了“曼德拉現象”的曆史意義。我的第一反應是：中國如果有一個曼德拉該有多好！秦暉說：“南非的奇跡，就在於：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現了理智，或者說，盡管人民並不那麼理智，但他們沒有為難他們所信賴的理智者。”在我看來，這就是南非經驗中最應該為今天的中國所借鑒的。這也是我們麵臨的問題：在中國曆史轉型期，需要怎樣的政治家，怎樣的知識分子，以及怎樣的人民？
在曆史轉型時期，政治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出現怎樣的政治家是會決定國家未來的命運的。秦暉所期待的，坦白地說，也是我所期待的，是曼德拉這樣的政治家。我特別看重的，是他的兩個特點。一是他的基本理念：“壓迫者也和被壓迫者一樣需要獲得解放”，“奪走別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我的使命是解放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使我想起了被稱為我們民族的“聖女”的林昭當年提出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自由觀”：“隻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不僅“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都同樣不得自由”。反抗的目的，不是為了使自己取而代之，成為新的壓迫者，而是為了“給一切人以自由”。我們所要完成的社會轉型，是“把顛倒的曆史顛倒過來”，還是像曼德拉、林昭追求的那樣，解放一切人，“給一切人以自由”？這是能否實現民族和解與妥協的關鍵。
曼德拉另一個可借鑒之處，是“道義與理智的統一”。這裏有兩個側麵：一是堅持公正、道義，用秦暉的話來說，就是“見壞就上”，為維護社會公正、道義，不惜犧牲一切，把牢底坐穿。這樣的身體力行是曼德拉能夠獲得民眾的信任與支持的基本原因。另一個就是理智，秦暉的說法是“見好就收”，懂得和諧、妥協、非暴力。我們需要的也是這樣的同時具有擔當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政治家。
我想著重討論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有沒有這樣的“集公正、道義與理性於一身”的“曼德拉”。我們常見的有兩類知識分子。一類貌似有（或許也確實有）社會擔當，但往往過於激進，調子太高，而且喜歡把自己置於道德的製高點上，將一切不同於己者都視為“膽小鬼”或體製的“同謀”。另一類則很理智，處處講妥協、策略，過了度，就成犬儒主義。秦暉說，“‘見壞不上，見好不收’是一種相當普遍的人性弱點。前者有利於專製，後者有導致以暴易暴的可能”，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警示。本來，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清醒劑，獨立的知識分子更應有反潮流的精神。在嚴酷的統治下，一般人都趨於保守、退讓，這時候知識分子就應該激進，“見壞就上”；當社會動蕩，大多數人趨向激進時，知識分子倒應該保守，“見好就收”。但我們這裏卻恰恰相反，是“該激進時保守，該保守時激進”，這大概就是秦暉所說的“政治畸形病”。在當下中國，還應該警惕和提防“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我們這樣的體製和社會，要出現曼德拉那樣的“聖雄”大概很難，卻很容易出現“梟雄”。特別是“社會情緒亢奮的時刻”，是“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的大好時機。他們是“見壞不上，見亂就上”的，在他們的呼喚下，是很容易出現暴民政治的。
還有一個“人民”的問題。即使有曼德拉這樣的人，當社會激進動蕩時，他們持理智保守的立場，主張“見好就收”，能不能為中國老百姓所理解與接受？這也是令人擔憂的。秦暉說“要阻止複仇主義災難”，而在當下中國老百姓中湧動著的怨憤情緒和戾氣，正容易引向複仇主義。魯迅當年提出，要在中國老百姓的怨憤中注入“明白的理性與深沉的勇氣”，這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任務。這也會決定中國的未來。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在秦暉新著《南非的啟示》座談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