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補充一句：我們講各種思想派別之間的爭論，是有一個前提的，就是大家都在認真地探討中國的發展道路，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有不同主張，因此才要相互辯駁。但如果我們遇到的是魯迅說的兩種人，“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流氓”，“明說要做，其實不做；明說不做，其實要做；明說做這樣，其實做那樣；其實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麼做”，一切不過是開開玩笑，“尋開心”的“做戲的虛無黨”，那就沒有什麼可爭論的。對這樣構不成對手的反對者，我的態度是：一句話也不說，隻看他們表演。
我今天要講的第二個問題，是對秦暉的另一個觀點的響應。
秦暉一再提醒我們注意，中國知識界的許多爭論，聽起來更像是洋人之間的爭論，包括天天談“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人，其理論依據也是洋人的，而且是為了滿足某些洋人的“中國想象”的。問題是洋人的真問題，搬到中國來，就往往成了假問題。秦暉因此提出“中國要有自己的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是點到了要害的。講到這裏，突然想起了魯迅的一篇文章——《革命咖啡店》，談到當時的許多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沉思，麵前是一大杯熱氣騰騰的無產階級咖啡，遠處是許許多多‘齷齪的農工大眾’，他們喝著，想著，指導著，獲得著，那是，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這樣的文人在今天恐怕是越來越多了，這些咖啡店裏的左派或右派，倒是真應該警惕的。這背後實際上有一個中國的學者與中國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與父老鄉親的關係問題。秦暉在書中談到“文革”期間“九年的務農生活使我與鄉村建立了密切的聯係，有了許多農民的朋友。種田人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而不是他們的問題”。我非常欣賞秦暉的這一立場，也是他的許多論述常常使我感到親切的原因所在吧。
秦暉有一篇文章談“東歐諸國的經濟生活轉軌與思想變遷”，我讀了以後最大的感慨是，我們關於東歐改革、俄國改革的種種說法都似是而非，是想當然的誤讀，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也就是沒有下工夫做實實在在的考察，而輕下判斷，隨意做大而無當的概括。這暴露了當下中國學界的浮躁，不肯坐下來認認真真地讀第一手材料，做學理的研究。今天恐怕是相當多的學者都整天忙著開會，忙著報課題，忙著跑項目，忙著填表，忙著發言，忙著作報告，忙著寫應景文章，已經沒有時間和精神、心情來讀書與思考了。這不僅有政治、學術、教育體製的問題，也有不可推卸的自身責任，許多人由不習慣到習以為常，逐漸樂此不疲，最後離開這樣的生存狀態，反而不知怎麼活了。這樣也就徹底地異化了。
所謂“異化”，就是放棄、背離了知識分子的本職、本分。這就涉及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知識分子的本職、本分是什麼？我們前麵談到的，要關心、思考、研究中國現實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學術發展的“問題”，提出、討論解決中國問題的“主義”，這都非常重要，都是題中應有之意。但我覺得，還有一個職責不可忽略，甚至是更為重要的，那就是思考和研究超越性的、形而上的“精神”命題，為社會提供新的價值觀念、新的理想、新的文明理念。即使在現實層麵，需要我們回應的問題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要回應精神危機所提出的精神問題，進行精神建設。我因此多次呼籲：“中國最需要的是思想家和哲學家。”這個思考根本性的超越性的精神建設、文明建設問題，在今天是有特殊的重要性與迫切性的。我甚至覺得要有新的烏托邦主義；在人類文明出現混亂，失去方向的當今世界，提倡新的烏托邦理想不是沒有意義的。對我們今天的討論而言，又是一個具體的提醒：要有一個全球視野，用人類文明發展的戰略眼光來思考中國的問題。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重新整理，二十三日又作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