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沒有親手殺過人 但我確實殺過幾次雞
莫言：中國有句話叫“初生牛犢不怕虎”，我想我寫《紅高粱》的時候就是這樣的狀態，那是1985年，中國軍事文學的寫法還是有很多條條框框的。我想寫出與別人不一樣的我想象中的戰爭來。我出生於1955年，沒有經曆過任何戰爭考驗的人要以戰爭背景寫小說就要充分調動想象力。很多老一代作家對我的想法是不以為然的，他們說我們槍林彈雨真刀真槍跟敵人幹過，你們這些孩子怎麼可以寫戰爭小說呢，我反駁說我雖然沒有親手殺過人，但是我確實殺過幾次雞，我會將這個經驗轉移到殺人的描寫上。我試著將自己在看電影、閱讀時得到的虛構性的體驗和自身有限的真實經曆移植到小說創作中去。後來事實證明，沒有人質疑，沒有人說你寫的戰爭不像，也沒有人說你描寫人與人互相殘殺的場麵不真實，還有人以為莫言是老作家，親自經曆過這些場麵。
我另外的一個想法是，戰爭根本不是寫作的目的，作家是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來描寫他的人物。我的想法也許是比較保守、傳統的，一部好小說的標誌應該是寫出一個讓人難以忘記的人物形象。這樣的人物形象在過去小說沒出現過的，生活當中可以有很多類似的人，能從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了。當然還要有好的語言、結構。
可以舉瓦爾澤先生《驚馬奔騰》這個小說為例。看完小說以後裏麵很多對話我都忘記了，但是4個人物我記得很牢，兩個老同學重逢，在班裏麵一直名列前茅的人混得不怎麼樣，而當時班裏麵調皮搗蛋的同學反而很成功，很有錢，這樣的狀況在中國的現實當中經常發生。這兩對夫妻之間發生很多微妙的心理衝突，表麵和睦，內心深處卻始終有非常激烈的衝突和波瀾，最後一切回到了生活的原狀。這樣一對同學的形象讓我難以忘卻，也讓我聯想到了當年很多的同學，生活中很多次跟同學的見麵時心裏微妙的感情。我們寫戰爭的目的是要把它作為實驗室，培育某種科學試驗的場所，把人放到特殊環境裏測試靈魂，在和平年代裏人性會沿著正常方向發展，人身上的惡得不到展示，但在戰爭這種特殊環境裏，每個人身上的善惡都充分暴露出來了，戰爭確實是人類曆史上非常獨特、荒誕的一種現象。
瓦爾澤：以前家裏也殺過雞，但是我從來沒有自己動手過，都是年長的人來做這件事。讀莫言的書，有這樣一種問題，因為其中有暴力而殘忍的描述。盡管如此，它卻超越了善惡，一個角色的善惡不是非常明顯，惡人也不時流露出人性的溫暖。莫言總是能受益於他的立場，如果你的立場正確，就能收放自如。我沒有辦法這樣描述戰爭中的惡人，難道不是嗎？比如說一個日本作家要描述同一個事件，他就難以擺脫懺悔的義務、悲傷的義務。他可以任意表現每個人物的殘忍，表現可能發生的一切，但是日本人最後總要對整個戰爭進行懺悔。他的角度和中國作家完全不同。在中國，這段戰爭小說中所有美妙的、詩一般的殘忍，是為了善而發生的，而在德國，它卻從頭到尾隻能是惡。所以完全不同的角度會左右我們的寫作。
我雖然經曆了戰爭年代，但我從來沒有過任何來自內在的需求，而去寫一本戰爭小說。當然《迸湧的流泉》屬於其中。我不想寫我們的戰爭，不想寫什麼“反法西斯小說”，有人也因此批評我不去反思戰爭。我從來不想寫法西斯小說、反法西斯小說、偽反法西斯小說，我不想在曆史中用這個形容詞，我了解所有描寫戰爭會麵臨的問題。莫言作為中國作家沒有這樣的窘境。
作家首先描繪自己 他尋找自我的肖像
莫言：我後來的小說也涉及到了國共兩黨的戰爭、土地改革。寫這些書的時候，我要站在一個超階級的立場上。我既不是用小說來歌頌共產黨，也不是批判國民黨，作為一個作家，就應該站在人的角度，把兩黨當作人來研究、描寫，兩黨戰爭說到底還是農民子弟跟農民子弟在打仗。比如鄰居家大兒子參加國民黨軍隊，小兒子參加共產黨軍隊。我覺得這種戰爭不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方式，是一場巨大的悲劇。我們毀掉的都是農民子弟，破壞的財富都是國家的財富。如果是兩個高明的政黨，完全可以少用暴力把矛盾解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