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牘，就是封建時代的政府高官，對下級請示彙報的批示公文。
二十多年前，我在湖南湘潭大學中文係古籍整理研究室，從事了十幾年的《曾國藩全集》的整理工作。在其中“書信”十冊依次出版之際，我又與湖南圖書館幾位老師，共同整理出版了“批牘”一冊。當時我就覺得，曾國藩的這些批示，不僅很重要，而且很有啟發性。
那時候，我是古籍整理研究室的第四任負責人，也是這個列入國家“七五計劃”、“八五計劃”出版項目的課題負責人之一，二三十歲的年紀，有時給合作單位、合作者寫信，偶爾也流露出一點“負責人”的“批示”口氣。有一次，我甚至寫出了“萬難允準”的話來。走在去郵局的路上，遇見自己的老師，也是《曾國藩全集》的領銜整理者羊春秋先生，於是說起集體課題合作的種種困境，而且還把這封即將發出的工作信件交給羊先生看。羊老微笑著說：“你的文筆不錯，看來從文正公的書劄中，學到了不少知識……不過，這個‘萬難允準’，還是改成‘萬難從命’的好。”我紅著臉，趕緊一迭連聲地說“好、好”。記得我自己的導師蕭艾先生，也曾經笑著說過，他年輕時呈送公文，廳長是如何把他的“當可照準”的請示，改為“似可允準”的。官場公文，那真是要一字不苟的，否則，後果不輕。
《曾國藩全集》出版完成之後，我一麵主編《曾國藩學刊》，一麵撰寫《曾國藩家藏史料考論》，對曾國藩的奏稿、書信、詩文、批牘、日記、家書、讀書錄以及台灣出版的《湘鄉曾氏文獻》等，一一做出編刊考述和評論。其《曾國藩批牘考論》一章，著重探討了“清抄本《曾文正公批稟》”、“傳忠刻本之刪節與抄本之遺失”、“親筆手批、核改幕批與小稟批詞”、“曾國藩的擬批幕友”以及“曾氏批牘的風格及各時期的特點”。這裏抄出部分結論如下：
文如其人，曾國藩批牘的風格，反映著他治軍、行政的特點。曾國藩儒臣出身，其一生居官行事，基本上篤守傳統儒家文化精神，務期“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今觀其前後批牘，平實凝重，周密老到，這種風格，不同於胡林翼之切直肫誠、肝膽照人，也不同於左宗棠之淩厲明快、巨細無遺，這便是各自思想性格、為人處事的差異所致。
當時，嶽麓書社的新版《左宗棠全集·劄件》已經出版，而《胡林翼集》則隻有民國以前的各種版本，我那時就有個想法，“大清三傑”曾左胡，都是坐鎮一方的督撫大員，他們三人，文筆都很老辣，左宗棠是巡撫衙門師爺出身，批文當然是拿手好戲；胡林翼中年認真做官，把被太平軍三進三出的湖北省，治理成響當當的模範省，主要是批文很用心；曾國藩盡管是京官出身，但是後期封侯拜相，公文批示也成為日常功課，要是把他們的行政公文選編百來篇，應該是很有示範意義的。
又過了幾年，我在北京琉璃廠訪書，在海王村中國書店，淘到一本《曾胡批牘》，版權頁上寫著“光緒三十四年初版、宣統三年四版”，那就分別是1909年和1911年了。編輯者沒有具體的人名，隻是籠統地寫著“廣智書局”，印刷、發行也都是“上海福州路廣智書局”。該書共上下兩卷，上卷選錄曾國藩批牘146件，下卷收錄胡林翼批牘93件。胡林翼本來以吏治著稱，每日嘔心瀝血地批發公文，終於殫精竭力，一病不起。而他的督察嚴明，訓示切直，人所共知，也是遠近敬畏的。胡林翼病逝之後，他的幕僚汪士鐸等人編刊遺集，曾國藩為維護老友形象，特意去信囑咐，務須嚴加汰擇，說“吾輩愛人以德，要貴精選，不貴多取”，其實主要是針對往來書信（胡信每每用心太深），不想幕僚們幹脆連批牘也不擬收錄（還是怕得罪人），於是曾國藩趕緊補充，說胡公“批牘感人最深”，“自可貽則方來，何得擯之不登”？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竟然不足百篇，可見，胡林翼的批牘，幾乎是百不存一了。後來汪士鐸編輯《胡文忠公撫鄂記》，時或節抄胡氏批牘，算是略作補救吧。這本《曾胡批牘》，選錄曾氏批牘盡管多於胡氏，但是，也隻有現存曾批的十分之一。不過，我們顯然可以慶幸，曾國藩的批牘，畢竟留存了一千多件，比胡林翼幸運多了。
也就在上海廣智書局第四次印刷《曾胡批牘》的那一年，曾國藩的湖南同鄉蔡鍔，也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興名臣之佼佼者”曾國藩與胡林翼。據他說來，也是因其“遺型不遠，口碑猶存”，因而選編《曾胡治兵語錄》，從他們的批牘與書信中，摘錄一萬多字，分為將材、用人、尚誌、誠實、勇毅、嚴明、公正、仁愛、勤勞、和輯、兵機、戰守12類，並略作按語。此書在蔡鍔去世一年後，1917年由上海振武書局首次公開出版。其後，黃埔軍校的蔣介石校長，又增補“治心”一類，名為《增補曾胡治兵語錄》，作為黃埔軍校的通用教材。現在，這本書已經入選中國曆代兵書叢刊，儼然成為兵學經典了。或者，還是當作啟蒙讀本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