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多少個名叫西湖的湖，很難說得出準數。有人作過統計，大約有十七個之多，語焉不詳，真假莫辨，也就不必細追究了。但有兩個西湖，卻是大名鼎鼎的。一個是杭州的西湖，一個是惠州的西湖。而且都是與宋代蘇東坡這位大文學家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不知是這兩個西湖使蘇軾傳名萬世呢，還是蘇軾使這兩個西湖更加風光了呢？真是難下判斷。當然，還應包括潁州的西湖，那也是蘇東坡曾經出仕過的州縣。因此，古人詩雲：“東坡原是西湖長”，就是這個出典了。也許鍾靈毓秀的湖光山色，給了詩人靈感，寫出了名詩名句；也許由於膾炙人口的佳作，而使這一碧萬頃的綠水青山，與那些名不見經傳的西湖，區分開來，而名聞遐邇。於是，這兩個西湖便成為遊人流連忘返的名勝去處。
這就是山水以文人名，文人以山水存的中國文化特色了。
誰來到這兩個西湖，能不對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大家巨匠肅然起敬呢？在中國，稍識得幾個字的人，無不知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和“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詩名。
“淡妝濃抹”是寫杭州西湖之美的再好不過的詩句，那時他任杭州太守之職，是他自己一再申請去的。他之所以選擇離開都城，到外省作官，是厭倦了朝廷裏那種傾軋險惡的政治環境的結果。而江浙一帶，在北宋時期，是離戰亂較遠的富饒地區，他也早已屬意風光秀麗、人文彙萃的杭州，希望在這裏安頓下來。所以，在平靜如願的心態下來描繪西湖，自然是詩情從容自如的展露。而在惠州時所寫出的“日啖荔枝”的抒懷之作，則是對他流放到這道路不通，人跡罕至，閉塞偏僻，隔絕阻難的不毛之地，一種有感而發的憤慨。那時的惠州，可不像今天這樣生氣勃勃，被放逐到這裏，絕對是很殘忍的政治迫害。“長作嶺南人”的自負，實際是對他的政敵針鋒相對的抗爭！
那天，當我們踏上惠州西湖的長長古堤，兩岸鶯飛草長，雜花生樹，綠水凝碧，青山蒼翠。已是夕陽西墜，漁舟唱晚，鵲噪歸林，行客稀落時刻，於暮色中讀蘇詩裏描寫過的惠州西湖，也令人生發出思古的幽情。那波光粼粼的水，草木蔥蘢的山，綠柳夾道的堤，紅牆綠瓦的屋，一想到九百年前，一位文學巨人，曾經在這觸目所及的山山水水處逗留停步，徘徊轉側，吟哦唱和，觀山望景。我們也不禁聯想浮沉，心神貫通。於是，那並不太大的西湖，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和曆史的分量。雖然其山水的氣勢，景點的氛圍，文化的積累，經營的精善方麵，都要比杭州的西湖遜色得多，但這裏更能見到的，是一個受到挫折的文人，那不屈不撓的精神，就更加難能可貴了。
流放，是一種政治上的徒刑和生活上的磨難，同時，也是對被流放者的一種意誌上的摧毀。在一部中國文學史上，從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作家詩人，嚐受到這種痛苦的滋味。但也奇怪，愈是大師級的人物，愈不被壓倒，愈不致湮沒，相反，愈砥礪，愈光輝，愈錘煉，愈堅強，愈挫折，他的文章愈蓋世，愈不朽。
這是那些迫害他的小人們，所絕對想不到的。
當他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詩裏，就已經完全認同這塊“仿佛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的嶺南之地。然後抒發情懷：“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其實，他還沒有到達惠州，就聽別人告訴他這個他要落腳的地方，是“江雲漠漠桂花濕，海雨瀟瀟荔子然，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桔更論錢”的好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