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很講究清高的。清高到不談錢，甚到連“錢”字，都不從自己嘴裏說出來。
晉代的王衍，就是這麼一位名士。他任大臣，不以國事為念，成天拿著玉柄塵尾，清談虛無。這位“雅尚玄遠”，講求清高的大人物，對於自己老婆的“聚斂無厭”，當然很反感了。《世說新語》載：“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嚐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他老婆非要他說這個“錢”，他就偏不說出“錢”字來，而是說：“你把這個堵著我的東西挪開！”
這種多少有些矯情的清高，當然是很可笑的。你可以不到小菜場去買肉買魚，你是文人，總不能不到書肆去買書吧？總不能叫太太或者小廝跟在屁股後頭，替你付賬吧！
從此，錢，又叫“阿堵物”了。宋代的張耒在詩中，就用了這個典故：“愛酒苦無阿堵物，尋春那有主人家？”這位詩人很想喝酒，可是苦於無錢沽酒，因此很惆悵。這也說明了，文人也好，名士也好，可以不說這個“錢”字，但實際上，卻是處處時時都離不了這個“阿堵物”的。
到了近代，現實主義占了上風，清高，相對於庸俗而言，這種精神狀態，當然還是要講的，但也無人像古人那樣迂腐，一提“錢”字，便認為有銅臭氣了。人們可以不往錢眼裏鑽，但也不再諱言金錢。所以，一代文宗的魯迅先生，無論學問人品都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在他的兩大本日記中，關於錢的記載，借給誰錢，捐給誰錢，一筆一筆都有賬可稽的。尤其買書的支出，占了好大一部分，可見先生是奉行君子不恥談錢的原則。
魯迅先生買書的興趣，真是讓我們後輩歎為觀止。大凡渴求知識的文化人，都有買書的癖好。酒可以不喝，煙可以不抽，但見好書，見感興趣的書，見有收藏價值的書，而不摸自己的口袋者，大概是很少的。這和那些妙齡女郎，摩登小姐，站在時裝櫥窗前，不大容易走開的道理，是相通的。
讀先生這兩大部日記，得知他是1912年5月北上，到當時北平的袁大總統的政府做事，任教育部的僉事。從他所記載的工作性質看，大概相當於今天一些單位裏的調研員吧？似乎還比較清閑，所以，他一到北京，第一個星期天，就逛琉璃廠去了。以後，購書，抄書，修補書籍，成為日記的主要內容。
這部日記，從1912年的5月始記起，一直到1936年10月止，每年底，都要附上一篇書賬的，持之以恒，成為規矩。現在細細考校第一年的書賬，可以說是先生剛到北京。立足未穩之際，竟買了九十種將近四百冊的古舊書籍，這數量相當可觀了。一共用去當時的大洋一百六十四元，先生的愛書，買書，藏書之心，躍然紙上，令人感佩。這一年的書賬結尾，他還發了一通牢騷：“京師視古籍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處世不必讀書，而我輩複無購書之力，尚複月擲二十餘金，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愉悅，亦可笑歎人也。”有錢的人，不買書；想買書的人，沒有錢，這好像也成了圖書市場的牛頓定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