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口令”，又名“吃口令”“急口令”、“繞口令”。按《辭源》解為：“將雙聲疊韻或音近的字詞編連成句，取其拗礙口舌，急速念出，容易出錯誤，作為談笑的資料。”
話劇演員，據說特別是相聲演員，為了使自己口齒伶俐，發音清晰，咬字準確，作為語言訓練的一種，念“拗口令”幾乎成為日課，每天都要念一念諸如“從南邊來了個喇嘛，手裏提溜一條鰨麻……”等“拗口令”的。
演員們也並不成天念“拗口令”，聽眾坐在劇場裏，大概也不願意整個晚會，聽來聽去全是“拗口令”。因此，這種挺特殊的表演手段，也隻能偶一為之。聽多了會感到頭痛，雖然，說“拗口令”者本人，也並不輕巧。
講話不宜“拗口令”，做文章則更不宜“拗口令”了。然而偏偏時常拜讀到這等“拗口令”式的文字，好像作者存心跟讀者過不去似的，發誓不讓可憐的讀者一口氣地、順順溜溜地讀完。非要別扭不可，非要佶屈聱牙不可，非要你頭痛不可！其實，文學作品，或批評文學作品的作品，或由此總括起來上升為稱之文學理論的作品，本意是要讓讀者讀的，不讓讀又何必寫出來呢？但還要寫，還要你不痛痛快快地讀通、讀懂，真是有些居心不良了。
三十年代的作家，也有人喜歡這種時髦。“小布爾喬亞”，“普羅列塔裏亞”、“煙司披裏純”、“淡巴菰”這些字眼，經常在作品中出現，儼然成為一種時尚。似乎在作品中沒有這類生冷怪僻的，其實完全可以用中國話說明白的詞彙，拿今天的觀點看，就不夠新潮了。後來，這些挺洋氣的詞兒，漸漸銷聲匿跡了。如果今天哪位作家在他的小說裏寫一個人打電話，說“他拿起了德律風”，準會有人猜想這位作家神經大概出了點問題。然而當時作家一本正經地用這些詞兒——包括很有名的作家在內，這大概也是曆史的必然。
人到底一代比一代聰明，如今喜歡這種時髦的，已不再以音譯外來語為手段了。而是“多方位”地引進，造成了令人頭痛的“新名詞轟炸”現象。尤其新潮批評家的文字，本來可以用普通人都能聽懂的話寫明白的事情，一定要用科技語彙，外文直譯語彙，以及重新排列組合語彙，乃至杜撰的語彙，說得使人莫名其妙，甚至要費半天勁翻成普通話才能猜出作者想說些什麼。大概後人讀今人的這類文字，如同今人讀前人“他拿起了德律風”的文字一樣，會莞爾而笑吧？
人類語言的發展過程，正是由於新詞彙不斷出現而豐富起來。例如“激光”，“電視”，“錄像機”或“錄音機”，乃至於絕對的外來語，所以被承認，被接受，大概有個約定俗成的規律在製約著，否則就難以理解那些生造的、杜撰的甚至一時風靡過的詞彙，為什麼自生自滅了。老百姓人微言輕，但也有其厲害之處，無論你的“拗口令”式的文章，寫得怎樣空前絕後，他可以不買賬。所以，我們古代有位大詩人相比之下，要明智多了，寫完以後先念給一位老媽媽聽聽，視其反應，再作定奪。
當然這是一種辦法，但也不是惟一必行的辦法。不過一掃那種“拗口令”式的別扭文風，少一些轟炸，少讓人頭痛去服用索密痛，寫些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普通話，豈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