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說編輯的人寫小說，正如宰豬的師傅，割一塊裏脊肉自己炒來下酒一樣，其實是小菜一碟，應該是看家本領。《人民文學》的崔道怡從湖北的鹹寧幹校回京以後，就寫過一組小說發表出來，其中有一篇，我至今猶能記起題目，叫作《一個雞蛋的講用》。那內容不用介紹，便知端的，肯定是那個荒唐歲月的不經之談了。最近我又讀到《人民文學》的李敬澤寫的《喬治·欽納裏之奔逃》，我忍不住要寫一篇短文來站腳助威了。因為雞蛋鴨蛋也許與零有著什麼關聯，想不到竟成為讖語，後來崔道怡果然也就不再寫小說了。是不是李敬澤小說題目裏的奔逃二字，會使他寫了這篇挺“各色”的小說以後，就逃之夭夭了呢？但願我這是多慮。
“各色”，是北京話。有與眾不同的意思，還有一點不那麼合群的含義。小說有時候很像時裝表演一樣，在某種程度上很怕和別人寫的東西類似，哪怕牽強附會，被促狹鬼找到了有與其他作家或作品相像的影子，也會弄得身敗名裂，這已經有深刻的教訓值得引以為鑒的了。所以，李敬澤這篇寫一個有著一具良好消化機器的喬治·欽納裏先生，從愛爾蘭跑到印度，又跑到澳門和廣州的逃避太太的故事，至少是我讀得不夠全麵的時下小說作品中，最別開生麵的一篇。新穎，奇特，跟別人寫得很不一樣。先刊登在《東海》1998年第一期，隨後，《小說選刊》的1998年第五期，選載了這篇挺“各色”的短篇小說，引起大家的注意。
起初，我也不大相信這篇小說作者，是我認識的那位《人民文學》的編輯。不錯，他寫過別致的散文，還寫些追蹤式的文學評論，但未想到他寫小說。而且還是第一篇，這頗意外，合乎一支流行歌曲所唱，得出手時他就出了手。應該承認，這一手，還確是不賴。所謂不賴，就在寫得這份“各色”上。
這篇小說，語言很俏皮，構思很巧妙，人物嘛，也蠻有個性，至於故事和背景嘛，那就姑妄聽之了。我是相信曹雪芹先生提倡的“假語村言”的，至於喬治·欽納裏先生，是在澳門的碼頭公寓或香港的避風塘居住，無關緊要，隻要這個能吃下好幾客咖哩炒飯的來自都柏林的胖子，在你眼前晃來晃去，有一個影像在，也就夠了。而夾雜其中的另一個毫不相幹的住在緬甸的英國人喬治先生的故事，就更有趣了。這兩位紳士的行止，使我們領教了在孜孜不倦的逃避中，那種滑脫的快樂，以及最終逃避不掉，或束手就擒，或無疾而終的不快樂，猶如爬上腳麵的那些熱帶的蛇一樣，對大多數人講，凡注定了的命運，其實是不可擺脫的。這也是人類生活中的，如小說中所說的吃多了土豆放屁，吃多了醃肉打呃，是很正常和必然的結果。
我很喜歡這篇短篇小說，因為李敬澤以出乎人們意料的想像力，寫出了有關喬治·欽納裏的奔逃故事，距離如此遙遠，可又如此可信，人物如此荒誕，可又如此親切，這樣的小說實際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說明作者是可以將視線拓展到不一定親知力行的領域。莫泊桑的師傅福樓拜，曾經讓這位虔誠的弟子，從大街上走過去，然後要他一家鋪子一家鋪子描寫出來，這樣的現實主義當然是個不壞的主意，基本功就是應當這樣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但對並非天才的我們這班普通的作家而言，太拘泥於現實，事必有因，言必有據，也會產生副作用，那就是想像的翅膀，便不大容易飛騰起來。而作家一旦陷入這種境地，失去了想像力，或者想像力相對貪乏，就像被閹割了公雞，最後連打鳴也不會了。
這就是做小說編輯的人，讀得多、看得多以後的好處了。沒吃過豬肉，但見過豬跑，所以，做小說編輯的人寫小說，摟草打兔子，是順理成章的事。做文學評論的人寫小說，則純是另起爐灶，有戧行之嫌了。但這麼多年以來，無論做小說編輯者，無論做文學評論者，寫了幾篇，或寫了一陣以後，後來，都金盆洗手，再也不玩小說了，使我一直納悶這種淺嚐輒止的現象，為什麼會產生？更奇怪他們，雖然不是寫得非常之好，但也不是寫得非常之糟，為什麼不接著寫下去呢？
我想，這和《天方夜譚》裏那個巴格達的小偷，在海邊揀到了一個瓶子，打開來以後，冒出一股清煙，瞬間化成碩大無朋的巨無霸，將他嚇壞了是同樣的道理。小說編輯者和文學評論者，他們在邏輯思維上太熟諳小說的寫法、技巧、訣竅，乃至細枝末節的操作之道，等於將瓶口塞子已經拔了出來，而形象思維在這個以文學史上全部小說成果為對比參數的魔鬼麵前，自然永遠處於自慚形穢的狀態之中，因而隻有擱筆一途。而一般小說作者，有名的，無名的，通常不去研究小說寫作教程，有的甚至不讀書，不看報，有的甚至文理不通，但他們沒有太多寫作上的顧慮，這大概就是敢於好好壞壞地寫下去的原因。
所以想到這裏，因為從《喬治·欽納裏之奔逃》，看到了作者寫小說揮灑自如的潛質，我希望繼續保持這種寫作狀態，不要住手，不要考慮太多的創作技法上的禁忌之類。無論如何，第一次寫小說，我們說是處女作吧，這位愛爾蘭人的逃奔故事，應該說是一個不錯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