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光景，對曆史而言，猶如滄海一粟，可對具體的一個人來講，則是漫長的歲月。當你滿頭華發，回首往事的時候，那些殘存的記憶，便成了逝去歲月的注腳。很像家藏的一冊冊舊相簿，每一幅照片，總是會荷載著一段或快樂、或辛酸、或溫馨、或惆悵的一去不複返的年華。時光會衝淡一切，所以，相簿裏那些年代久遠的照片，也就自然而然的發黃變淡，甚至有點模糊不清。老實說，像我這樣年過花甲的人，誰能沒有幾十年的坎坷境遇，腦海裏已經擠滿了這一代人的挫折困頓的經曆。於是童年時代的那個世界，至今仍殘存在腦海中的影像，已經不多而且暗淡了。
幸虧記憶有它自己的篩選儲存的特性，記不住的，無論怎麼努力，也會漸漸在腦海中淡出。但刻骨銘心的記憶，則是永誌不忘的。所以，當人們的話題，報上的文章，電視的畫麵，聚集到全世界都在隆重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這個焦點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中國人的狂歡；而是1941年的1月11日，日本飛機在我頭頂上扔下那顆炸彈時候的悲慘情景。
凡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生活過來的人，沒有領教過敵機空襲滋味者，大概是不多的。在八年抗戰期間，有些地區，日寇的鐵蹄也許未曾踐踏過，但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卻是在大部分中國上空肆虐過的。狂轟濫炸，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也是不可勝數的。
在我記憶裏的八一三淞滬抗戰，因為年齡太小的關係，大概隻有上海市區裏那顆落在大世界的炸彈的印象了。至於後來廣為流傳的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英勇事跡，到底不曾親身目擊，隻能從事後的報道和文學作品中獲知詳情了。然而我險幾送掉性命的那次日寇轟炸，卻是我隨著我家，從上海逃難到老家江蘇鹽城後碰上的。
我回鄉後，就在離城區不遠的一個村子裏小學讀書。那時的鹽城，是我黨新四軍初建的鹽阜根據地的政治文化中心，一切欣欣向榮。抗大啊，魯藝啊，宣傳隊啊，還有從江南北撤到蘇北的新四軍戰士，和全國各地彙集來的愛國青年啊，到處充滿了抗日和革命的濃烈氣氛。我也記不得什麼原因，選了我代表我們的學校，到縣城裏去參加這次全地區的學生抗日救亡的演講比賽。陪同我一齊去參賽的，也就是我們那所完小的校長先生。現在，我也記不得他是不是從江浙一帶過來的新四軍了，反正他是個外鄉人。那時候，從村子裏到縣城裏去，交通工具是船。一路上，在槳聲和帆影裏，校長幫我複習講稿，反複朗讀。一直到背誦得滾瓜爛熟為止。
現在已經想不起來講演的任何內容了，卻還能依稀記得詞句的鏗鏘有力和表情的激昂慷慨，可見當時的抗日愛國情緒，是多麼高漲了。那應該是我的作文，但肯定經過語文老師的加工，而插進了許多時論和校長的得意手筆，直到今天，演講也離不開鼓動的主旨。我還有一些極淡薄的印象，這位校長為了爭光，為了學校的榮譽，他總是不滿足，總是希望精益求精，在進城的當天晚上，還帶著我到他的朋友家裏，大概也是些教育界文化界的人士吧，請他們予以輔導，從文字到語氣，從表情到動作，一邊彩排，一邊修改。左校長平素是不苟言笑的人，是個嚴肅得不讓人親近的人，在煤油燈下那張冷冰冰的臉，對那時我才是一個初小三年級的學生，很有些忌畏和壓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