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有點護短，但文無定法，何必一定要合乎什麼規範呢？我覺得這樣寫得舒服，別人說長道短，幹嗎要往心裏去呢？
所以，我從來不相信一個人說我作品好就好，一個人說我作品壞就壞的。即使所有的“評論家”都搖頭的作品，我也抱去他媽的態度。寫文章本來不易，還要抬頭看這看那的臉色，實在太累。
南京解放後，我就到了北京的華大三部，到了隨後成立的中央戲劇學院研究部。接著我調到天津鐵路局文工團，接著，1952年我去抗美援朝，在誌願軍的一個文工團工作。
應名是創作人員，很慚愧，其實我什麼也沒寫過。
雖然，我很想寫，但在文學這條狹窄的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並不容易。1954年從朝鮮回國，到1957年在中國鐵路總工會宣傳部工作的這段期間，那也許是中國文學上的一個初醒期。
北京的春天，總是匆匆來，又匆匆去的。
我趕上這個文學春天的一個尾巴。1957年，我終於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我的處女作《改選》。
一篇短篇小說，一篇被認作大毒草的短篇小說。過了幾十年後，它被當作“重放的鮮花”。所以，我由此不大依賴對於作品的任何判斷。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好和壞，作家（除去自我感覺良好者外）心裏是最有數的。
說真的，事後回想五七年，命運要跟一個人開起玩笑來，往往是相當殘酷的。
一切都那麼順暢，幾乎毫無周折就寫出來，就發表了，而且，立刻引人注目。當然，也因此倒黴受罪，一下子為這篇小說，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想不到從此跌進了人生低穀，竟會度過長達二十二年之久的艱難歲月。
所以，“文”，這個字，並不總是美好的。
這二十二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勞動改造。
對了解的人說這些，已無必要，對不了解的人說這些，也未必能生發出切膚之痛。雖個中滋味，非當事人也難體會。但不少同輩作家嘔心瀝血的努力，我是敬佩的。曆史和文學的區別，大概就在於前者把痛苦擠幹淨了，而後者則不然，這也許就是文學生命力的所在。因此，個別賣乖者的嘴臉，實在夠齷齪的。
我一直隨著鐵路新線工程部門流動，過著輾轉南北、不安定的生活。也好吧，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熱，冬之冷，加上比這一切總和還要苦痛的人間滋味，全領受個遍。
有時候，我非常後悔寫那篇構禍的短篇小說。
有時候，我看到別的人並不因寫什麼東西而同樣永劫不複，這篇小說倒是奠定我文學自信心的基石。一想到在對《改選》的咒罵聲中，有一位獲得過斯大林獎的資深作家，也參與了鼓噪的行列，他認準了當時的我，才二十幾歲的小青年，是個文筆老道的家夥。雖然挺酸刻，但他證實了一點，我可以寫作。而且，我發誓，有朝一日，我成為作家，一定要對年青人寬容，獎掖後進這四個字不敢當，如果能給青年作家幫一點忙，絕不吝惜氣力。允許年青人東碰西碰，不一定都要當媽媽的乖寶貝。誰學走步，不摔兩跤呢？
這也是我1986年接手當《小說選刊》主編的一段內心隱情。
從1979年開始，便是中國文學的新時期了。
這一年，平反，我回到中國鐵路文工團任創作員，在此之後，重新拿起筆來，先寫成了長篇小說《冬天裏的春天》，但返回文壇的第一篇作品，卻又是一篇短篇小說《月食》。光陰荏苒，距離《改選》，是二十年後的事了。
嗟夫！若時光能倒轉，該多好？
也許因為文學更接近了文學，也許因為那是整整窒息了十年，甚至還要長得多的文學空白期過後，人們需要文學，因此我和我的同輩人的作品，如此蒙受廣大讀者的青睞，也有些意外。看到自己作品的反響，當然是一種欣慰。但如果看不到其中有讀者饑不擇食的因素，那就是不清醒了。我常想：文學的轟動和冷落，並不完全與作品自身價值相吻合的。那引起洛陽紙貴的左思《三都賦》，現今又有幾人捧讀呢？人為的抬愛也好，故意的貶低也好，都無傷文學之大雅。
文學就是文學，它可以一時被人這樣扭過來，一時被人那樣擰過去，但曆史將證明，就像杜甫《戲為六絕句》中所寫“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那樣，最終，文學還是要循它自身規律前進的。好的，留存下來了，不好的，塵封起來，再也無人問津。
所謂好，又談何容易？努力吧！有一條，不寫那些讓人感到惡心的作品，大概可以做到。所以，能寫，則寫之，不能寫，則不寫之。無期求，盡綿薄，若讀者賞眼，大概還會寫一些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的作品。這便是1990年《小說選刊》被停掉以後的我的現狀。
僅此而已，真沒有什麼可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