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大華、邵華：《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與文化轉型研究述評》，《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12期後記
寫作主體的創作意識，始於主體內在的言說、書寫表達動力，而寫作中，則總會在字裏行間顯現作者所置身的社會現實，總會透露作者文化、知識結構的大致背景。回想我在時斷時續地寫作此書的十多年過程中，寫作之內驅意識與寫作賴以進行的外在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之間的關係，可用時下的流行詞——“互動”概括之。即，作為“社會關係總和”的人，與置身於其中的，也必然要與之產生緊密聯係的社會存在的互動。
在對文化、人文先賢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我常捫心自問：是不是有點不自量力？因為，我的青少年時期，即學習的大好光陰，是處於“文化中斷的時期”（1966—1976）。我們這一輩人的成長過程，曾遭遇學業中斷多年、“文化價值”觀長期迷失等缺失，知識結構、文化底蘊、人文教養等不能說沒有先天的缺陷。然而，也正因為深感先天不足，在以後的學習過程中，才愈益注重後天的努力。
與許多國人一樣，我第一次知道李叔同，源於《送別》這首歌曲，源於我的母親。我的母親不多言，但喜歡唱歌。在那些特殊的年代，父親命運多舛，我自懂事起，常常可感受到家庭的沉悶氛圍。母親亦經常以她低吟的歌聲來排遣家庭中的憂鬱氣氛。記得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她經常在家裏吟唱兩首歌曲——《天倫歌》（鍾石根詞，黃自作曲）和《送別》。歌曲予我非常強烈的、別樣的審美感受，與其時的“文革”歌曲完全不同！
……白雲悠悠，江水東流。小鳥歸去已無巢，兒欲歸去已無舟。何處覓源頭？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我問母親，《送別》是誰創作的，她說是一位叫李叔同的人。母親告訴我，她讀小學時，這首歌曲是學校的校歌。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大學讀書時期，有關李叔同的小說、傳記開始出現，才讓我對中國近、現代曆史中的這位文化奇人有了較全麵的了解。至90年代初，有關李叔同的傳記、專題研究日益豐富，但未見對他的作品與文藝觀、文藝思想作係統深入研究的成果。此時，我又回到學校繼續學習深造，因所學專業及個人的學術興趣所在，故萌生了以李叔同的文藝創作和文藝思想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初衷。90年代後期，我開始收集、閱讀有關李叔同的資料，而後開始有關的研究、寫作。至2000年後，開始發表階段性的論文成果。
且不計已經付梓的這本研究成果有多少學術價值或閱讀價值，該專著的寫作、出版過程，如沒有他人的各種幫助與支持，是難以完成的。我攻讀碩士學位時的同學陳勇（以後讀博時為蔣孔陽先生的關門弟子），從中國近、現代美學發展史的視角，給我提出了非常精辟的意見，我在本書中已將其采納。2007年秋，當我們在上海會麵時，他還特地將自己收藏的彙集了李叔同多種作品的文集交我帶回，以便我的寫作有可靠的作品文本。女兒蓁蓁一直關心我的研究和寫作，她在大學學習期間，隨時注意收集與我的寫作相關的書籍，假期回蓉時，將其帶回供我參閱。近幾年來，在科研工作中、在寫作中，我經常這樣想：我的研究、寫作如也能算是“學有所得”，其所得之源，則是難以忘懷的“兩校”（四川師範大學、四川大學）中文係那些可敬的、曾經教授過我的專業課老師。我所供職的成都市社會科學院的領導程顯煜院長、陳家澤副院長等，也對該書的寫作提出了期望和中肯的意見，並為其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謹表謝忱。
羅明
2011年5月於錦城外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