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被創造出來的女人
在四個男人擔當敘述者時，文中的聚焦點趙四小姐始終處於缺場，隱在這層層敘述之中。
美國著名的女性主義者蘇珊·斯坦福·弗裏德曼提出的“社會身份疆界說”，強調選擇更寬廣的評論途徑進行女性主義批評研究，即引進人類學、政治理論、社會學等多元化理論視野來更為全麵地重新審視女性的身份。
正如文中所提到的“女人都差不多，男人都一樣”。在男性眼光中，女性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差別。李白表示自己什麼都不會對老婆多說，但是對這自己三歲的女兒，卻能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畢大師雖然不讚成“水乳相容”，但是以層次而論，他認為不論是黃皮的老婆還是趙四小姐，這場帕瓦羅蒂的演唱會她們還是“配”聽的。僅僅站在性別主體的角度，去探究這一現象顯然已經缺乏說服力了，以今日的中國作為考量：盡管嚴格的政治意義上的階級壓迫已不複存在，但現實中各種社會身份的壓力依然存在與潛在，諸如城市人與鄉村人、領導與下級，金錢與貧窮等等。趙四小姐所處的社會階層中，充滿了男性的馴化和金錢魅力的擴張。僅僅是這個在地圖上都找不著的小鎮，周圍的“文藝界”男性都無一不自恃才情，不安於家，不滿於世。四個“車輪”對她的肖想與猜疑，無疑是另一類壓迫的表現。四個“車輪”在這個不平凡的晚上度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聖誕節，因為今年除了他們四個大男人，“還有一個女人。加上這個女人又漂亮。加上她的漂亮又是建立在高雅藝術的基礎上。”這樣的認知給他們帶來了精神上的極大愉悅與滿足。借用弗朗西斯？比爾在《雙重危機：既是黑人又是女人》中曾使用的“雙重危機”這一術語。作為現代女性不僅要麵對自己身為女人這一事實，還要麵對自己在現代社會所處的身份地位。趙四小姐能受到相當的禮遇，不僅因為作為女人她“不負眾望”地美麗優雅，而且具有相當“體麵”的社會身份。倘若她不具備如此高規格的“雙重裝備”，那四個“車輪”就跟著“掉價”了，那她也就不“配”擁有那張帕瓦羅蒂的演唱會票，不會有幸受邀前往“男人”根據地一同品酒作樂。
盡管如此，站在優越的社會地位，但終究還是作為了“被看”的地位，暴露在男性視野之下。“趙四小姐開始不肯喝酒，但終於還是喝了。趙四小姐開始不肯抽煙，但最後還是抽了。其實她能把滿杯啤酒幹得不留泡沫。其實她的煙圈吐得比畢大師都漂亮。”趙四小姐若非天生的酒鬼與煙槍，若非李白的過於禮讚，那麼就是長久以來，就積極溶入男性邏各斯的交際社會的有效積累。最終，我們會發現這位“上檔次”的女人，歸根究底是被男性話語權所建構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