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最後通牒”倒計時下的“電子垃圾之都”(1 / 2)

貴嶼如今集中治汙麵臨的重重困難,生動證明了先汙染、後治理的發展模式,必然帶來積重難返的苦果。

堆積如山的電子垃圾、黑如墨汁的河水、充滿燒焦氣味的空氣……這是許多人來到廣東汕頭潮陽區貴嶼鎮的第一印象。作為全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拆解地之一,這項產業給當地居民帶來了巨大財富,但同時也付出了慘痛的環境代價,乃至被部分媒體稱之為“全球最毒地”。

如今,“電子垃圾之都”正麵臨事關十多萬從業人員轉型的大考驗挑戰。廣東省已向當地下了“最後通牒”:如不能在2015年底前建成循環經濟園區並讓所有廢舊電子產品拆解戶入園,這項產業將被徹底取締清理。

集中入園拆解確是實現集中治汙的有效出路。《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在汕頭、廣州調研發現,從2005年獲評全國首批“廢舊家電回收利用循環經濟試點單位”開始,集中入園方案就已基本成型,但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區硬件建設進展緩慢,2010年奠基兩年後仍是一片荒地。

近兩年貴嶼“集中拆解、集中治汙”有了些許實質突破,可多數電子拆解戶囿於成本將大幅提升等考慮仍不願接受“入園”,加上資金缺口大、資質審核難、監管範圍大等因素,“電子垃圾之都”轉型之路仍是舉步維艱。

行走在貴嶼的街道上,猶如穿行於一座“電子垃圾城”中,道路兩旁遍布電子垃圾回收站和廢舊電子配件店鋪。在一家門口掛有“興利手機配件”廣告牌的作坊內,房前屋後堆滿了廢舊電子產品的拆卸件。20多名工人用鑷子熟練拆解著三星、諾基亞等各種手機,而他們僅有的防護措施就是手套加口罩。

與興旺發達、遍布全鎮的電子拆解作坊形成鮮明對比,貴嶼國家循環經濟園區管委會大院內的電子電器交易市場幾乎可用“門可羅雀”來形容:這幢建設於2006年、上萬平方米的六層建築,上麵四層空蕩無物,下麵兩層有300多家攤位和鋪位,其中有人有貨的不到一半,剩下的攤位玻璃櫃台上麵積了厚厚一層灰。

這是貴嶼近十年來蹣跚治汙道路的縮影。早在21世紀初,分布散亂的廢舊回收、落後的拆解技術就對當地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貴嶼的土壤、水、空氣等基本生存條件都受到嚴重汙染,並因此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地區。2005年10月,國家發改委、環保總局等六部門將貴嶼列入全國首批“廢舊家電回收利用循環經濟試點單位”。2010年12月,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舉行了奠基儀式,當年廣東省經信委還將園區認定為“廣東省第一批省市共建循環經濟產業基地”。

業界普遍認為,貴嶼電子垃圾產業的最佳出路就是建立產業園區,既有利於管控廢舊電子材料的合法進出,又有利於采取技術升級手段減少汙染,但多種主客觀因素的製約,讓“集中入園治汙”多年未能邁出實質步伐。

潮陽區一些幹部在接受采訪時都向記者談到,國家相關部委特別強調循環經濟試點必須形成園區統一管理,可是,貴嶼僅有52平方公裏,很難找到一個符合土地規劃的地方來建設園區,試點工作因此進展緩慢。此外,一些業內專家對貴嶼廢舊電子產品的原料來源合法性抱有懷疑態度,“如果來源不合法、涉嫌走私,可能就會抹黑國家循環經濟試點。”

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不同部門對“循環經濟”的發展方向有不同考慮。知情人士說,環保部門傾向於重點整治環境、產業是其次;發改和經信部門則認為園區要確保電子拆解業的轉型升級。“圈區管理、集中拆解、集中治汙”在猶豫不決中浪費了近八年時間。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國際銅價暴跌,廢舊電子拆解業利潤驟降,市場萎靡不振,當時推動集中入園治汙成本最低、阻力最小,結果我們沒把握住這個契機,太遺憾了。”一位50多歲的貴嶼鎮幹部扼腕歎息。

結果,在2012年3月新一輪全麵整治前,貴嶼還有5169家廢舊拆解單位,其中3088家為廢舊電子電器拆解戶,從業人員超過十萬,空氣、河流和土壤仍舊遭到嚴重汙染。

2013年,《汕頭市貴嶼地區電子廢物汙染綜合整治方案》獲得廣東省政府批準。這份方案顯示,貴嶼將強製和引導拆解散戶逐步進入循環經濟產業園,以實現集中拆解和治理汙染的目的,進而推動產業轉型和升級。這一產業園總占地麵積2500畝、首期500畝,功能包括廢棄電器電子產品集中處理、廢舊塑料再生綜合利用、危險廢物處理、綜合廢物處理等。

汕頭市潮陽區區長林定亮告訴記者,這份方案其實是廣東省政府下達的“最後通牒”和貴嶼的“最後機會”,2015年必須建成統一拆解的園區,讓所有廢舊拆解企業入園。“明年年底前,如果不能徹底完成環境汙染的綜合整治任務,貴嶼鎮的電子垃圾拆解產業就隻能被徹底關停、全行業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