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
特稿
作者:南晨
青年時期的“三個半朋友”
1915年9月,22歲的毛澤東正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在這裏,毛澤東漸漸地感到,要徹底改造一個社會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決不是三年五載所能完成的,更不是少數幾個人的力量所能辦得到的,一定要有許多誌同道合的人,結成一個強有力的團體才行。毛澤東在致黎錦熙(1890-1978,語言文字學家、教育家,第一、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的信中也說:“兩年以來,求友之心甚熾。”於是,他化名“二十八畫生”,向長沙各校發出征友啟事。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回憶了征友廣告的事:“我感到自己心胸開闊,需要結交幾個親密朋友,於是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誌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同我聯係。我指明要結交堅強剛毅、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三個半人響應。一個是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但是以後轉向了。另外兩個青年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分子。那‘半’個響應來自一個沒有明確表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聽了我要說的一切之後,沒有提出任何明確建議就走了。”
這“三個半朋友”中,有兩個青年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分子”,毛澤東沒說出名字,具體是誰,我們無從得知。羅章龍和李立三後來都曾是中共早期的高級領導人,都是黨史上曾經的風雲人物:羅章龍在中共三大被選入中央局,負責黨中央日常工作;李立三在中共六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隨後任中央宣傳部長兼秘書長。1930年成為黨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後來,毛澤東的周圍逐漸聚集了一批誌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主要有蔡和森、何叔衡、張昆弟、羅學瓚、陳昌、蕭子升、蕭子暲、鄒彝鼎、陳書農、何俊賢、陶毅、向警予、楊開慧等十來個人。他們多數是第一師範和長沙各中學的學生,也有已經畢業了的陳昌等長沙各中小學的青年教師。其間,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成立了新民學會。“我跟許多在別的市鎮裏的學生們和朋友們,建立了一種很廣大的通訊關係。慢慢地我開始認為需要一種更嚴密的組織。1917年,我和幾個朋友發起成立新民學會。”學會成立後,隨即加入的會員有何叔衡、李維漢、熊瑾玎、陳昌、周世釗、熊光楚等9人。
新民學會的發起、成立和發展,滲透著毛澤東為改造中國社會而尋求誌向道合的朋友共同奮鬥的思想,它從一個追求向上的青年進步團體逐步發展為革命團體。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建立中國共產黨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正如毛澤東所說,學會的七八十名會員,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其中像蔡和森、向警予等後來都成為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而何叔衡則與毛澤東一起參加了中共一大。
毛澤東的農民朋友和士紳朋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在蔣介石開列的被通緝的197人名單中,毛澤東名列第九。不久,中共五大召開,總書記陳獨秀的權威受到挑戰。當時最有可能繼任為中共領袖的除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外,據時在中央機關工作的鄭超麟說:“毛澤東也有資格爭取總書記的位置。可是1927年初他不留在武漢活動,而是去了湖南調查農民運動。”
是的,當毛澤東倡導農民運動時,自己已然身入其中,用他的話說,“我所愛、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沒有錢的窮人”。毛澤東當選為黨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後,瞿秋白曾要留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毛澤東毅然表示,他要上山去結交綠林朋友,去開展土地革命的鬥爭,請求中央批準。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成功改造了袁文才和王佐,充分顯現了他的統戰才能。
毛澤東後來也一直對這兩位“山大王”采取團結、信任的態度,與他們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與綠林交朋友,是毛澤東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確定朋友的一個典範。毛澤東在他們的幫助下,擴大和鞏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挫敗了國民黨的一次又一次“圍剿”和進攻。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又念及袁文才和王佐,親自在山上接見了袁、王的遺孀,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懷念。
毛澤東對故舊是很有感情的。新中國成立後,他多次資助生活困難或有病的好友、同學,僅1955年就給3位早年同學和一位鄰居寄了900元錢,“以助急需”。
毛澤東多次說:“共產黨人總不能忘恩負義吧。”凡過去幫助過他的人,毛澤東總是找機會報答。如郭耿元,1927年前在湘潭做小生意時,曾掩護過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得知郭生活困難,在1954年給他寄了人民幣200元。賀曉秋,早年和毛澤東參加韶山地區農民運動,為此,家裏30多畝田丟了,為逃避反動勢力的追捕,他帶著老婆孩子流落他鄉。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給他寫了信,後來得知他兒子賀鳳生患病,還給他寄了300元錢作為治病費用。1960年農曆十一月,賀鳳生遵照他父親遺囑來到北京向毛澤東反映那幾年農村情況。毛澤東感慨萬千地對賀鳳生說:“你父親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沒有他們這些人舍身相救,我毛澤東早就不在人世了。”
延安時期,毛澤東號召共產黨人和黨外人士密切合作。他說,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共產黨人有義務與黨外人士合作;也希望民主人士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提意見。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大家開動腦筋爭獻抗日救國大計,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
其中,跟毛澤東交往比較多的就是“開明紳士”李鼎銘(1879-1947)。李鼎銘作為陝西米脂縣參議會議長向陝甘寧邊區政府提出了一個“精兵簡政”的提案,主要內容就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國大業,兵要精,政要簡,行政機構要以質勝量,提高工作效能。
“精兵簡政”提案被提交大會討論。李鼎銘剛發完言毛澤東就站起來,一邊鼓掌一邊走到台前,非常深刻而生動地闡述實行精兵簡政的必要性,並對一些不正確的批評進行了反批評。
後來經毛澤東提議,李鼎銘在這次參議會上,被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1941年年底,李鼎銘回故裏過年。據說,毛澤東聞訊後,特派出愛國華僑送給他的轎車送李鼎銘回故裏。當時在邊區,能享受這等殊榮的隻有李鼎銘一人。不久,李鼎銘由米脂搬家來延安,將全部家產獻給了邊區政府。從此,李鼎銘同毛澤東的交往更加密切,毛澤東每次到邊區政府看望李鼎銘,都恭敬地稱他為“李老先生”。
1942年7月,晉西北士紳參觀團來到延安。因參觀團中有不少人對共產黨心存疑慮,當李鼎銘接見時就要求他談談從政感想。李鼎銘說:“在工作中本人毫無任何困難的感覺。在政府中我為副主席,但同時我又是地方人士,我在處理問題時,一為人民著想,二為政府著想,三為共產黨著想,從共產黨這次整頓‘三風’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在誠心實意地與黨外人士合作,對此,我深信不疑。”士紳們聽了無不為之感動。
李鼎銘還精通醫道,幾次治好了毛澤東的胃病和風濕性關節炎。毛澤東則了解了許多中醫保健常識,並經常向周恩來、朱德、林伯渠、謝覺哉、王稼祥等人推薦李鼎銘的醫術。在毛澤東的號召和推動下,陝甘寧邊區成立了中醫研究會、中西醫協會、中醫保健藥店。李鼎銘就曾兼任中醫訓練班主任。
毛澤東的黨外民主朋友
毛澤東說過:“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對於私人交誼,毛澤東是很講“朋友義氣”的,對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
早在1926年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反擊國民黨右派進攻時,毛澤東與宋慶齡就結識了。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就發電報邀請宋慶齡參加新政協會議。上海解放後,他又給宋慶齡寫了一封親筆信“建設大計,亟待商籌”,並決定派鄧穎超帶他的親筆信前往上海迎接。8月26日,毛澤東得知宋慶齡來北平參加新政協的消息之後,又親自到火車站上列車歡迎宋慶齡。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宋慶齡一直很關心,他稱比自己大幾個月的宋慶齡為“親愛的大姐”,經常派人給她送去禮物。宋慶齡也總是忘不了給毛澤東帶去禮物和問候,彼此保持著誠摯的友誼,親密的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