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稿編輯認為：這個改版後記在作為“良友文學叢書”出版的時候可以刪除。）
一本書本向應該是一個完整。作者所要說的話，便是他在作品裏麵的表現，他沒有權利也沒有必要在作品以外去畫蛇添足；而且也不應該先自估了讀者的印象。這本書在初版地（按：村野戀人原由重慶良友圖書公司印行，現在由我收回紙型改交上海晨光圖書公司出版），我把原來寫好的一篇“後記”抽去了。當時我認為自己做的很對，既然業已把這樣一本書寫出來了，就得讓它以毫無掩飾的麵目去和讀者接觸。這種接觸所給它帶來的，不論是指責還是讚譽，讀者的感受應該是一種公允無私的衡量。
一開始，這本書的出版就是一個艱辛的經曆。最初是審查機構對原稿挨字逐句的推敲；接著是尚未完竣的紙型的長途跋涉；最後僥幸在大後方的陪都和讀者見麵，作者卻被戰爭隔絕在東南一隅，完全不知道它在與世見麵時所招引來的反擊。抗戰結束後，我才有機會拜讀到幾篇評論文字；其中有一篇評論的作者，眼光特別銳敏，他一眼就看出這部小說代表著一種壞傾向，說我“沒有通過正確分析農民生活的基礎”，在“平白無故地寫著羅曼斯”，在“賣弄落後的小資產階級那種對戀愛的幻想”在“對農家女開一個大玩笑”；因而，他勸我如果以後仍要寫農民生活時應該向生活作更深的發掘。我願意把這樣的指摘和勸告全般收受；但我不得不說，這實在是一種誤解，這部小說為在抗戰時期，實際上也寫到了抗戰，不過，我必須認真說明，我的主旨並不在探究抗戰現實的本質，或是表現抗戰時期農村社會的變化（雖然這種探究和表現都很可貴）。我也不必在這裏說什麼“寫作自由”的話，把沒有在作品裏作那樣的努力的原因，推給那個可怕的限製。因為，根本上，我所要寫的，乃是另一種對我強有力的誘惑。
這種誘惑，我想我應該名之為堅韌的人性。生命中美麗和壯麗，就在於它的忍受和反抗，執著和追求。我的努力很簡單，我企圖借用一個發生在山僻農村的小故事，寫出生命的堅韌忍受和可敬的執著追求。我挑選了一些卑微的人，一些不幸的人，一些命運的犧牲者。出現在這個小故事裏的人物，不論是安隆奶奶或是小金蘭，她們都是我們偏愛的寄托者。誠然卑微和不幸，然而，她們都曾經有過忍受和反抗，或是正在忍受和反抗；在她們的生命裏，充滿著執著和追求。這就夠了。這就是我所要讚美，想要表現的。就拿安隆奶奶和小金蘭來說，一個是將退出人生舞台的老祖母，一個是初嚐人生辛酸的少女，一個久經命運的酷待，一個卻準備去忍受。她們就這樣生活到世界上來，又複離開了這世界。這是一個宿命。這宿命是否可以打破？應該如何打破？我不想作任何答案。我隻寫出這樣一個被遺忘的貧窮的農村，這樣一群被忽視了的寒傖的農民，他們在怎樣編織著自己的神話。訴唱著自己的怨慕。在他們的生活之中，有他們的愛情和夢想，也有他們的[橋]和竹林]。他們在哪“橋”上來住，在那“竹林”裏進出。而“命運”，則冷眼旁觀，在對他們作著殘酷無情的考驗。從這種考驗，我完成了我的表現。我所表現的，雖隻是他們生活的一麵；幸運的是，我終於把故事中人物的不幸的成因，有機會歸給殘暴無人生性的戰爭。然而，這並不是，我想使這部小說成為對戰爭罪惡的控訴。我不妨直率承認，我不願意遵從某些堂皇理論，把若幹公式，一一無遺漏地容納到小說裏去。我隻求所寫的故事，能夠近於真實，我所要完成的，乃是我自己。我的主旨非常單純，我覺得，僅僅這樣，我足夠獻出我的全力了。
我這樣說，可能招來的非議是想得到的，尤其是我提到了“真實”，我想，所謂“真實”，就農民生活說中，不應該單單是他們牛一般的勤勞，豬一般的愚蠢，野獸一般的粗魯無禮。他們不同樣是“人”嗎？不同樣有熱望，有追求，有執著，有忍受嗎？或許我把貧窮的農村寫得太美好了，把寒傖的農民寫得太熱情了；不過，我要告訴讀者，我們所身經目觀的罪惡太多了，浮沉在廣大的罪惡之中，難道不允許我們對那自然景物和善良人性作一次憧憬？這是一個推失去的美夢？一種牧歌生活的幻滅？一場絕望的向住？都是的，然而完全屬於真實，應該屬於真實。我並沒有忘記農村經濟的破產，鄉保甲長的淫威，酷捐雜稅的剝削，抽丁征糧的悲慘；愈是因為有如許眾多的“醜惡”，我才愈要表現那些自然景物和善良人性。這實在是我的偏愛。我承認自己未能把“醜惡”和“美好”等量齊觀，揉合得當；但同時也要請讀者別忘記了這這部小說的原稿，曾經經過審查機關的細心推敲，刪去了二十餘處。我手頭至今還留有一個較為詳細的修正本。
的辯釋說到這裏為止。自然我還是說得太疏略了；不過，我想，這簡短的幾句話，對於一個沒有成見的讀者，或許業已能夠使他輸出他的寬容。（一九四七年三月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