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足以令人懷疑胡適在當年的考證方式上存在很大問題。正是因為胡適當年在考證方式上的失誤，以致在現實生活中導演了一場八十多年的“胡博士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究底”的真實鬧劇。
三、 出爾反爾的考證假設
胡適於1921年推出《紅樓夢考證》後，又於1927年獲得了一部被其命名為《甲戌脂評齋重評石頭記》的《紅樓夢》手抄殘本（即通稱的甲戌本）。由於這部脂評本中，一個署名為脂硯齋的評書人經常提到“雪芹”這個名字，字裏行間還隱隱約約地流露出這個脂硯齋與曹雪芹存在某種關係，胡適及追隨者就認為，有了脂評本中關於曹雪芹的這些蛛絲馬跡，就能完全說明《紅樓夢》是曹雪芹所著的了。
因此，這些脂評本，特別是胡適最早獲得的所謂甲戌本，是胡適們證明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最重要的證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脂評本儼然就是胡適的“考證”觀點能否成立的關鍵所在。然而，就在這麼一個關係胡適“考證”立論是否站得住腳的關鍵問題上，胡適本人對脂評本中脂硯齋與曹雪芹的關係卻越說越矛盾。對此，魏同賢先生在《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重印說明”中，尖銳地指出胡適關於脂硯齋究竟是誰的說法實有“荒謬”之嫌：
……拿脂評本的第一主角脂硯齋來說，這是個什麼人？他與曹雪芹到底是什麼關係？胡適前後便有幾種說法，他先是講： “我們看這幾條（指甲戌本的四條脂評）可以知道脂硯齋同曹雪芹的關係了。脂硯齋是同雪芹很親近的，同雪芹弟兄都很相熟。我並且疑心他是雪芹同族的親屬。”根據第八回脂評“作者今尚記金魁星之事乎？撫今思昔，腸斷心摧”進一步地說是： “看此諸條，可見評者脂硯齋是曹雪芹很親的族人，第十三回所記寧國府的事即是他家的事，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從堂弟兄——也許是曹顒或曹頎的兒子。鬆齋是他的表字，脂硯齋是他的別號。”（以上見“新材料”）五年之後，當得閱庚辰本的脂硯齋評語，又說： “現在我看了此本，我相信脂硯齋即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他最後又說： “那些評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要說的話；其餘可能是他的親信朋友如脂硯齋之流要說的話。”（《跋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脂硯齋似乎又返回到“親信朋友”的位置上去了。胡適如此翻來覆去、模棱兩可，並不是胡適的推斷不合理，而是在此類隻能靠考證來解決的問題上，他卻陷入了推想，一旦將這種推想落實到作者與評者的關係上，便顯得蒼白無力，甚至陷入荒謬。
除了胡適對脂硯齋究竟是什麼人的說法出爾反爾，還有胡適最早的信奉者俞平伯，也在《紅樓夢》的考證中，表現出同樣的出爾反爾。在俞平伯1954年發表的《紅樓夢簡論》一文中，俞平伯認為“這《紅樓夢》的著作權總得歸給曹雪芹”。他這樣說的理由是“脂評和其他記載（能證明），還有些別的證明”。到了後來，他又對自己以前說過的話予以了全麵的否定。比如他在《索隱與自傳說閑評》一文中則說道：
1. 其實，曹雪芹從來就沒有說過是他獨寫《紅樓夢》。
2. 關於作者是誰的問題，眾口相傳，說法不同，還有的說是另一個曹雪芹呢。
到底是誰寫的《紅樓夢》，依我個人之見，《紅樓夢》的完成，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它凝聚著許多人的心血。
由於深感在《紅樓夢》的考證中越“轉”越糊塗，“這裏通了，那裏又不通了”，俞平伯還於1985年5月在其《關於治學問和做文章》一文中深有感慨地說：
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之的當了。胡適之是考證癖……現在紅學方向就是從“科學的考證”上來的；“科學的考證”，往往就是煩瑣考證，《紅樓夢》何須那樣大考證？又考證出了什麼？
僅僅為了一部脂硯齋的評者究竟是誰，胡適就為此反反複複地自己立論，自己推翻，又立論，又推翻，足以說明胡適的立論站不住腳。加上俞平伯對胡適的考證方法提出公然質疑，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考證派的所謂科學性和可行性。這樣一來，那被考證派視為最重要證據的脂評本，也自然受到眾多學者的懷疑。俞平伯甚至將其甲戌本不無貶義地說成是“胡適的‘寶貝書’”。
正因為《紅樓夢考證》越來越暴露出它破綻百出，霧障重重，“這裏通了，那裏又不通了”，俞平伯不但於1985年發出“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之的當了”的感歎，更是在臨終時留下“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千秋功罪難於辭達”的遺言，對自己傾注畢生精力的《紅樓夢》研究進行了痛苦的大徹大悟的總結，並以常人不敢想像的膽略，指出胡適和自己在《紅樓夢》研究中“腰斬《紅樓夢》”，即把《紅樓夢》整體分成前八十回後四十回“有罪”。隨著俞平伯這一臨終遺言的眾所周知，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必然是越來越難堪，甚至越來越難以收場。事情到了這一步，真正讓世人大跌眼鏡了。
俞平伯先生臨終時認為自己和胡適在《紅樓夢》研究中“有罪”，是他對自己在紅學研究中陷於誤區而進行的徹底解脫，真正體現了俞平伯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光明磊落的非凡人格。正因為俞平伯先生在畢生的研究中，經常覺得依胡適的方法研究下去“越研究，越糊塗”，不斷對胡適的考證方法提出質疑，“一旦發現自己的錯誤總是及時‘修正’，決不文過飾非；在學術事業上表現出一種崇高的責任感和誠摯學者的偉大良心”，被一些學者尊稱為“的確是紅學史上第一偉人，一代大師，永遠值得學界崇敬和學習的楷模”。這麼一位受人尊敬的紅學泰鬥臨終時反而自稱“有罪”。這樣的遺言，無疑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徹底動搖了新紅學的理論基石，超越並否定了胡適紅學的根本觀念”，“同時也宣告了脂本和脂硯齋這個大偽的破產”。然而，一旦胡適紅學的理論基石遭到“徹底動搖”，必然會使不少紅學大師受到根本衝擊，他們幾十年來的學術成果受到全麵質疑。因此，當王湜華先生將俞平伯臨終遺言的內容在《紅樓夢學刊》1991年第二期中披露後，隨即受到一些學者的指斥。對此，俞平伯的外孫韋奈不得不出來打圓場，說俞平伯的遺言中“像‘胡適、俞平伯有罪’這樣的話，並不可完全認真對待，因為那畢竟是病中的囈語，是走火入魔的極端”。
四、 作繭自縛的考證理念
從胡適最先為考證派開山立派，到俞平伯、顧頡剛、周汝昌緊緊追隨，再到紅學考證派的紅極一時，乃至俞平伯在臨終時對胡適的倒戈，直到現在的考證之說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盡管仍會有不少學者死死抱著胡適的考證觀點和方法繼續進行假設，但考證派的江河日下已成定局。考證派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其中的主要原因，除了連胡適都不能自圓其說的脂硯齋之說，還有一個同樣經不起推敲的甚至更荒唐的“自敘說”之談。對此，孫玉明先生在《紅學： 1954》一書中，對胡適為代表的“‘作繭自縛’的‘自敘說’”引發的種種現象，進行了比較全麵的論述：
……作為“新紅學”開山祖師的胡適，終其一生都忙忙碌碌地隻顧開山立派，自也〔己〕無暇再來顧及這類小問題（即為《紅樓夢》進行繼續考證——引者注）。然而，隨著“紅學隊伍”的不斷壯大，隨著紅學愛好者的不斷增多，他們提出並曾經一再論證過的“自敘傳”說，卻越來越顯示出它那巨大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糊塗陣”中的癡迷者越來越多。這支龐大的“自傳說大軍”，具體的表現也各不相同。若粗略劃分，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誓死捍衛“自傳說”的忠誠戰士： 他們的具體表現，就是繼續堅定不移地沿著胡適開辟的“自敘傳”說的道路奮勇前進，既不回頭，也不旁顧。握在手中的筆，鋪在桌上的紙，惟一的作用就是在“曹家史實”和《紅樓夢》之間劃等號，而且還大劃特劃，劃個不亦樂乎。心有思，口有講，“江南曹家即賈府”；寫專著，作論文，“寶玉就是曹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