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不能消費，隻有極少數人可以消費，是社會生產力低下的證明。我們參觀故宮的鍾表館，絕大多數為西洋產品，隻有很小部分出自廣東工匠之手，說明中國長期停滯不前的事實。於是，擁有洋貨，便成為一種特權，消費洋貨，便表明非同一般的身份。《紅樓夢》中鳳姐的上房裏，那自鳴鍾“咯當咯當”響起來，把劉姥姥嚇了一大跳，這位鄉下人立刻感到自己卑微渺小，道理就在於此。社會的商品越匱乏，消費的等級觀念越加強。文革初興，紅衛兵起，人手一箍，橫掃一切，但其佩戴袖箍的區分，高幹子弟為毛呢料，中幹子弟為絲質品，普通工農子弟為紅布條，就是這種等級消費觀的流毒了。
在清代，家中有洋貨者，那可是不得了，是這家人具有政治地位、經濟實力的標誌。以和珅為例，乾隆死後，鹹豐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抄他的家。在藉沒的物品中，竟有大自鳴鍾19座，小自鳴鍾19座，洋表100餘個。他要這麼多鍾表幹什麼？一非修理工，二非收藏家，三更不是為了計時，說白了，以此來證明其炙手可熱的權勢罷了。
曹雪芹也不例外，他是大師，不錯；可他，更是一個具有喜怒哀樂，感情豐富的人。盡管，他寫到每樁事情，每件物品，都會讓他陷入悔恨、嗟怨、痛苦和無邊無涯的自我煎熬之中；然而，中國人靈魂中那種阿Q式的“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的自慰情結，在這位偉大的文學家身上，不可能一星點都沒有的。雖然他在北京西山寫《紅樓夢》時，已經沒落到“茅椽蓬騰，瓦灶繩床”，“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地步，但回憶到繁華歲月的往事，尤其筆墨落到洋貨的點點滴滴時，仍舊耐不住要炫耀的。
雖然，按劉姥姥的話說，“痩死的駱駝也比馬大”但是，“內囊兒已經盡上來了”的“鍾鳴鼎食”之家，沒落衰敗的頹象，無論怎樣的生花妙筆，也遮掩不住。可作者喝著薄粥，啃著鹹菜，還在那兒大寫特寫蓮葉羹、鴿子蛋、烤鹿肉、拌茄鯗，我覺得他某種程度上是在打精神上的牙祭；已經窮得“饔食有時不繼”，還殫精竭慮地、事無巨細地，記錄下那奢華年月裏，從服飾、器玩到食品、藥品諸多方麵的洋貨。也許，這是文學大師深刻掲示封建貴族由盛而衰的真實過程所必須，可也讓我們窺察到曹雪芹，對於他家族顯赫的昨天，那多少有點病態的留戀和近乎癖嗜的宣揚。
大師，請恕我失敬了！假如，我擁有過這一份輝煌的記憶，大概也是很難忘情的。
現在，來看看曹雪芹筆下的舶來品展覽。
首先，也許是作者出身織造世家的緣故，在服飾方麵的洋貨，寫來更得心應手些，列表如下：
在奢侈品的消費層次中，女性從來是最勇敢的花錢者，而且也是毫不猶豫讓別人為她解囊的中堅分子。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不會不如此。
其次，在器玩方麵的洋貨，曹雪芹寫了：
“從上述表看，洋貨出現的頻率，前八十回要高於後四十回。續書者高鶚先生的購買力，比之出身於織造世家的曹雪芹，大概要差得遠。這應了魯迅所說閑且憊矣”的評語，不過，讓他豁出膽子，賣弄洋貨知識的話，也會驢唇不對馬嘴，與其如此，不若藏拙。正如巴爾紮克寫貴族，總是不如托爾斯泰寫得那樣地道、自然。巴爾紮克筆下的貴族，幾乎與他一樣，有桶粗的腰，有盆大的臉，有廚師的身軀，有手藝人的臂膀，透出俗不可耐的市民氣。而托爾斯泰的伯爵，即使在那裏幹木匠活，也有貴族的高傲派頭。
所以，曹雪芹盡管落魄西山，除了那副傲骨外，已經一無所有，而且可以肯定，往昔的“把銀子花得像海水淌”的繁華歲月，他也沒過上幾天，能在他童年記憶中那張褪色發黃的照片上，寫出如此紛繁多端、花樣迭出的洋貨，他的創造力、想像力，絕非凡夫俗子的我輩所能望其項背的。
一方麵，內府派遣出來的江寧織造的差使，官階不高，但那是康熙安排在人文薈萃的江南，起到克格勃作用的重要角色。那些一心想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和商人，自然會看重這個能夠上達天庭的衙門。因此，織造署擁有當時富庶階層尚不能獲得的洋貨，是理所當然的。另一方麵，曹雪芹其生也晚，盛世不再，可天才的他，能將聽到、見到、感到、意識到的有關家族的點點滴滴，賦予鮮活的藝術生命，再加上他那一份感傷和惆悵，便產生出強大的感染力。洋貨，隻是一個由頭，但洋貨的生聚散失，表現了一個貴族之家的崩解，於是，在那些生動的故事、變化的情節、凸顯的細部以及一個個人物命運的後麵，為後人提供了無限廣闊的想像空間，遂造出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