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永樂不喜身肥懦弱的長子，屬意那個驍勇跋扈的次子，朱高熾差點被廢，當不成太子。楊士奇極力美言，予以回護，才得以無事。後來，仁宗繼位，便立升他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加少保，頒“繩愆糾謬”勳匾，予以殊榮。隨後進少傅，為兵部尚書，也算是對這位老臣的恩渥和報答。
也許因為這種原因，仁宗當朝，作為宰輔的楊士奇，和以前侍候成祖大不相同。能夠秉公用人，持直主政，能夠坦陳己見，諫言無忌。中國知識分子之可愛處，有了一點發言權，還是能夠為國為民做點好事的，正史上對他予以相當肯定。譬如仁宗登基後，那些在他為太子時，得罪過他的官吏，他一心懲辦，大搞報複，是被楊士奇勸止住了的；譬如那些上書歌功頌德的臣僚，因為馬屁拍得順當，仁宗很開心，便要加以提拔，是被楊士奇一一反對掉的；譬如後來成為棟梁之材的於謙、周忱、況鍾這些才誌傑出之士，又都是他發現引薦而獲得重用的。“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麵者。”（《明史》）
有一位叫顧佐的禦史，也是楊士奇起用的人才。有一次，“奸吏奏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士奇曰：‘爾不嚐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仆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帝歎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對曰：‘細事不足幹上怒。’”（《明史》）
從這些地方看，楊士奇在盡責為官上，可謂兢兢業業，孜孜不懈。但是，這樣一位極明白事理，極通曉大體的政治家，卻因為“泥愛”其子，而成為一個被蒙蔽的糊塗父親。
“李賢這樣寫道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裏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複聞矣。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於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流，天下傳誦。”
焦竑對這個敗類又有進一步的描寫：“楊文貞子稷惡狀已盈，王文端為文貞言之，遂請省墓，實欲製其子也。稷知，每驛遞中，先置所親譽稷賢。後揚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鎊稷耳。’稷複迎於數百裏外，氈帽油靴，樸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文貞遂疑文端妒己，還京師，出之吏部。”
魯迅先生寫過一首《答客誚》的舊體詩“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為父親者，愛自己的兒子，是一種很正常的人類天生的感情。但這種愛，超過一切，壓倒一切，以致顛倒黑白，枉顧是非，那就害人害己，遺禍社會。
因為這個父親，不是蹬三輪的，誰也不會關心；也不是賣雞蛋的，誰也不會注意；且並非碌碌無聞的大人物，而是眾所周知的大宰輔。於是，有這樣一個被斬首的混賬兒子，縱使相信是被蒙蔽，是糊塗蟲，不曾同流合汙，也不曾狼狽為奸，那不論是楊士奇，還是別的什麼士奇，也不論是過去的楊士奇，還是當代的別的什麼士奇，都會成為曆史上的一個大笑柄，為人所不齒，被人所唾棄。
明代的何良俊，在其所著的《四友齋叢語》中，那批判的鋒芒就直指楊士奇了。
“楊文貞公之子，居家橫暴，鄉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貞同鄉且相厚，遂極言之。後文貞以展墓還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數百裏外。文貞一見，以為其子敦樸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為此語，大不平之。後事敗，鄉民奏聞朝廷，逮其子至京，處以重典。文貞始知其子之詐，然文貞猶以舊憾，抑庵在吏部十餘年終不得入閣者，人以為文貞沮之也。由此事觀之，則三楊之中，文貞為最劣矣。”俗話說，知其父者莫如其子，同樣，知其子者也莫如其父，從遺傳學的角度考量，父子之間，總是會有共同的基因。按照其子楊稷那一份作偽本領，造假功夫，高超的表演能力，嗚呼，我不禁懷疑，這個老爹，果然是被蒙在鼓中麼？
“泥愛”之禍，這位明代賢相，確實是一麵值得照一照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