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常聽到為反對拆掉四合院而奔走呐喊的聲音。倘若這位呼籲者，現在還擠在大雜院中，連轉身都難的話，我想他對唐代杜甫那“安得廣廈千萬間”的詩句會更感興趣。詩人懷舊的感情，能夠理解但不能支持。意大利的龐培古城，被火山熔岩掩埋了多少世紀後被挖掘出來，那倒是原封不動的古羅馬時代的城市，但對任何參觀者而說，看看是可以的，真是讓他住在這座毫無生氣的城池裏，他定會迫不及待地逃走。
從1206年起，北京作為元代的大都開始營建，直至明、清兩代，經過八百年的積累，北京成了一個無數四合院的城市。這固然是幸事，但也是不幸事。進入21世紀，這種建築物對於居住者來說，已成為契訶夫短篇小說《套中人》的“套”了。那個叫別裏科夫的先生，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努力裝進套子裏，最後連他這個人，也像蠶一樣裹進了繭裏。中國有句成語，叫“作繭自縛”，就應用在他的身上了。蠶化為蛹，如果沒有突破的勇氣，化不成蛾，那就成為僵死的蠶。所以，四合院給它的居民帶來的病態心理，實在有害於人們的健康，這種閉鎖的人居環境，很類似於無形的蠶繭，一代又一代，將人們蛻變為別裏科夫式的僵蠶。
當19世紀列強敲開緊閉的中國大門時，在四合院裏負暄、踱四方步的大清王朝的官吏，先是由於對世界的無知、愚昧、狂妄、傲慢，以萬物皆備於我的天朝自居，一味拒絕，非要外國人跪下來磕頭。結果，洋人不但不磕，還用堅船利炮跟你對話，讓你吃了敗仗以後，立刻從自大到服低，從自尊到自卑，從拒不接觸到拱手讓人，從頑固抗拒到崇洋媚外的一百八十度轉變。這就是最典型的“四合院心態”的僵蠶反應。
也許這樣的說法有點誇張，但若細看北京的四合院，包括最堂皇、最具代表性的紫禁城，幾乎看不出任何門戶開放、麵向世界、張開雙臂、擁抱全球的跡象。所有對外的牆，幾乎嚴絲合縫，基本不向外開窗，即或有一扇兩扇采光的窗戶，也很高很小；於是，門是全院唯一的對外通道，通常都不寬闊。如果曾經是較大的門，也要在門上，再開一小門出入。進得院內，重重疊疊的門，曲曲彎彎的廊，門內屏風，廊外鎘扇，層層設障，深藏不露，以達到間離的目的。
所以，住在這種封閉的院落裏，隻有天井那麼大小的活動空間，頭頂一方天，腳踩一塊土，幾代人“坐井觀天”下來，你能指望院中人生出多大冒險、探索、衝決、開拓的勇氣呢？那時候，一個女孩子要是做到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深居簡出，便被人當做懿範而讚頌了。所以，中國進入19世紀以後的積弱之勢，當然不完全是建築物的過錯，但居住環境決定著居住者的精神狀態，這個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於是，數百年來，在這個封閉的方框內，有人自得其樂，有人自我滿足，有人夜郎自大，有人自我封王，便不是什麼值得驚訝的事了。對方框外的一切，那種拒絕感，那種陌生感，那種警懼感，那種不信任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正常反應了。由於這個方框在空間概念上是有限的，因此，缺乏寬容，缺乏包涵，對於異體的排斥，對於外人的戒備，便是四合院居民最最小心眼而不大氣的表現，也是四合院家庭糾紛的根源和大雜院無盡無休爭吵的最原始的起因。更由於四合院是無法再拓展的空間，其中任何一人要想得到更多，就有另外一人被剝奪；所以，由於利益的驅使，雞毛蒜皮、斤斤計較、鼠目寸光、窩裏起哄，就成為四合院裏那一支永遠唱不完的鍋碗瓢盆交響曲。
任何一個城市，如果不能隨著時代的進展而變化的話，這座城市就必然要衰落下去。北京城可以建設得越來越現代化，但北京人要是不能超越那種“四合院心態”的話，就像背負著沉重翅膀的鳥，要想飛得更高更遠，那可是步履艱難的事咧！
什麼時候能夠說一聲“再見吧，八百年的‘四合院心態’！”也許就是中華民族的騰飛之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