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東樓醉，還應倒接。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李白這首詩題為《魯中都東樓醉起作》，不知是否為杜甫登臨過的那座城樓，但是，無論李還是杜，這兩位詩人，顯然在這個“從來多古意”的城市，獲得了精神上的大放鬆，故而也就得到了身心上的大自在。嗚呼，人之為文，文之求真，至此境界，夫複何求？
在李白和杜甫的詩集中，我們從《尋魯城北範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範置酒摘蒼耳作》和《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兩首相對應的五言長詩，看到他們在兗州生活的一斑。“……城壕失往路，馬首迷荒陂，不惜翠雲裘，遂為蒼耳欺……”，李白寫出了放浪形骸的愉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餘亦東蒙客，憐君似弟兄……”，杜甫則道出來兩位詩人的交往情深。這段詩歌史上難得的佳話，偏巧與兗州聯結在一起，也是使後人心向往之的原因，也是我好幾次為這份詩情而來古城的原因。
公元744年（天寶三載），杜甫33歲，第二次東遊，到兗州與李白相聚，時李白44歲，兩人對於古城的認知，可謂誌同道合，一往情深。他們在這裏遊山玩水，走馬畋獵，暢飲高歌，懷古訪舊。毛澤東詩曰，“詩人興會更無前”，恐怕就是對詩仙詩聖聚會的描寫了。杜甫是公元746年（天寶五載）離開究州的，李白要待得更長一些，據校注《李白集》中考證，從天寶三載到天寶十三載，李白在兗州一住十年，似乎這座古城，更令他沉醉迷戀。
李杜在兗州結下的情誼，從李作《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中“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和稍後一點的《沙丘城下寄杜甫》中“思君如汶水，浩蕩寄南征”，以及杜作《春日憶李白》中“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來看，很清楚，也很明晰；這種文字交，格調之高蹈，情感之執著，是建築在他們精神上的共鳴，文學上的相知，共同命運的惺惺相惜之上的。
尤其讀到杜甫“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的《夢李白（二首）》，就更加心為之動，情為之感了。
當我們從曆史回到現實，就不禁想起時下的文學同行了。固然也曾風雨沉淪，一路前行，煙雲蒼莽，心氣相濡過的；但或許由於新潮之所趨，古意之日薄，實用精神之流行，市儈主義之蔓延，大家似乎更在意於利益的互動。於是，根本無所謂朋友，更談不上同誌，隻顧壘自我的豐碑，哪管拿他人墊腳者；於是，蠅營狗苟，心猿意馬，弗洛伊德，如我這等越老越糊塗者，也漸漸不乏其人。
因此，不禁感慨，如李白、如杜甫那種古人之間真正的文學友誼，也許真的要成為難得的空穀足音了。
幸好，詩情的兗州，留給文學許多美好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