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小吃，說實在的，我不敢恭惟，就以早點來說，在花式品種上，北京不如上海，上海不如廣州。早晨上班，萬變不離其宗的豆漿油餅，我也快有半個世紀的“吃齡”了。盡管那厚如毯、軟如綿、味同嚼蠟、永遠也炸不透的大油餅，營養價值和衛生狀況都不十分理想，但卻是北京上班族的至愛。一路走，一路吃，有時還舉得高高地往公共電汽車上擠，那沒有瀝盡的油珠，從紙上往下滴，真夠嗆。
小吃，由於地域所形成的特點，人們對它的癖嗜，說到底，是感情，而不完全是由胃口在起作用的。尤其當你離得生你養你的這塊地域很遠，想吃而吃不上的時候，更覺得那是一份無與倫比的美味。
於是，我想起了曹禺先生的《北京人》裏的江泰，一位誌大才疏、好吃懶做、誇誇其談，抱著滿腹經綸，無人賞識，而怨天尤人、深感委屈的北京人，是當年北京城、小胡同、四合院中吊兒郎當大少爺的典型。他的本事就是好吃、懂吃，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吃。他認識北京任何一家館子的掌櫃，也認識任何一家館子的跑堂，他能一口氣說出北京城裏十七種風味飲食正陽樓的涮羊肉，便宜坊的掛爐鴨，同和居的烤饅頭，東興樓的烏魚蛋，致美齋的燴鴨條，灶溫的爛肉麵，穆柯寨的炒疙瘩，金家樓的湯爆肚，獨一處的炸三角，以至於月盛齋的醬羊肉，六必居的醬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信遠齋的酸梅湯，二廟堂的合碗酪，恩德元的包子，砂鍋居的白肉，杏花村的花雕。說實在的，我在北京也呆了半個多世紀，江泰一心向往之京城美食，大部分也欣賞過，不過如此而已。
抗戰勝利後，我在南京讀國立劇專，很詫異那裏的教職員工和高班的同學，一律親昵地稱呼曹禺大師為萬先生；原來，他曾在這座學校內遷重慶北涪和江安時教過書。教我們理論編劇課的沈蔚德老師，曾在當年《蛻變》首次演出中，擔任主要角色丁大夫，講了一些曹禺先生在學校教書寫作的情況；於是，我也漸漸理解劇作家的一番苦心孤詣了。
顯然，淪陷了的古都北平，對萬先生而言，那思親返鄉之念，那國破家亡之感，是流亡在大後方的北京人和相當程度北京人化的外省人，一個共同的解不開的心結。所以，他才在劇本中，如數家珍地、一五一十地報出菜譜。這對每一位吃過、嚐過、聽說過、見識過的人來講，那被撥動的心弦，會久久不能平靜下來的。
所以，小吃雖小，它是一種文化，一種感情，一種地域的獨特精神，一種使人們燃起生活欲望的催化劑。小吃蓬勃，證明生活美好；小吃豐富，說明日子充實。假如北京的小吃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如同巴黎人那樣誇耀他們有上千種奶酪而自豪，我想，芥末堆一定會像朝鮮泡菜一樣走向世界。
北京的芥末堆，的確是道可口的小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