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宋一代的文化政策與元嘉三大家的創作(3 / 3)

顏延之入宋後大部分時間在朝中任職,他的一些作品直接反映了皇室的文化活動。《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作於元嘉十一年,裴子野《宋略》記載:“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鹹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在這篇序中顏延之說:“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文治盛況。元嘉二十二年,顏延之為國子祭酒,皇太子劉劭釋奠國學,顏延之作《皇太子釋奠會詩》記載了當時崇尚儒學的風尚:“國尚師位,家崇儒門。稟道毓德,講藝立言。”“偃閉武術,闡揚文令。庶士傾風,萬流仰鏡。”《宋書·樂誌》記載元嘉二十二年,南郊祭祀,詔顏延之造歌詩,此或許就是《樂府詩集》卷一載顏延之《宋南郊歌》:《夕牲歌》《迎送神歌》《饗神歌》三首。謝靈運在永初三年被貶為永嘉太守,第二年景平元年秋便憤然辭職,離職之前,謝靈運把當地的學生召集起來,進行了一番訓誡,作有《命學士講書》一詩,他說:“敢謂荀氏訓,且布蘭陵情。”表示自己雖不敢和荀子相比,也總要留下一些教誨,算是盡到了自己為官一任的職責,他還一度任職秘書監,受文帝之命撰有《晉書》等著作。

其次,他們的作品表現了儒、釋、玄三教並存的文化思潮。

鮑照的儒家思想主要表現為“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擬行路難》其六)的建功立業的願望,謝靈運的儒家思想則在於他偶爾顯示出的對民生疾苦的關注,如《白石岩下徑行田》寫他巡視農田、興修水利的仁政觀念。顏延之則主要表現為濃厚的禮教意識,他在《庭誥》中主張孝悌,說:“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主張溫和敦厚,說:“內據德本,外夷民譽。”“敬慕謙通,畏避矜據”“忿言懟譏,每下愈發。”還主張“仁恕”、“明德”、“倫序通允,禮俗平一”,和儒家的溫良恭儉讓,注重倫理秩序的思想基本一致。

玄學思想對鮑照的影響主要為遊仙長生的觀念。鮑照《代升天行》:“窮途悔短計,晚誌重長生。從師入遠嶽,結友事仙靈……風餐委鬆宿,雲臥恣天行。冠霞登彩閣,解玉飲椒庭。”描寫了遊仙的過程。《行藥至城東橋》《遇銅山掘黃精》也表現出濃厚的道玄氣息,“行藥”也稱“行散”,魏晉南北朝士大夫喜歡服用五石散這種藥物,服過之後須行走以散發藥性,稱為“行藥”。因其最早由玄學名士何偃服用,所以提到行藥很容易和玄學聯係起來。黃精,又名太陽草,有助於延年益壽,所以詩中說:“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曆。”鮑照於玄學偏重長生遊仙,可能與他身體病弱有關。鮑照患有腳氣病,他在《鬆柏篇》中說:“餘患腳上氣四十餘日。……如此重病,彌時不差,呼吸乏喘,舉目悲矣。”由己之羸弱而關心道家中的養生內容是非常自然的。顏延之推崇玄學之士,張茂度“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自然”,死後,顏延之作《吊張茂度書》以示悼念。謝靈運詩中有大量的玄理,一般稱之為“玄言尾巴”,實則是士族子弟談玄風氣的表現。王僧虔在宋代曾作書誡子曰:“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誌》聚置床頭,百日許,複徙業就玄,……見諸玄,誌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複言未嚐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帙》,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眾篇,何者內外;《八帙》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此可見談玄在劉宋還是一項士族子弟必備的素養,否則,就有可能受到別人的嘲笑,但同時它又是極為困難的一件事,著作繁多,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因此謝靈運在詩中一再談玄說佛,充分表明了他的自信與自負,可以說是一種炫耀。同時也是謝靈運倔強於新朝的表現,謝靈運的士族地位在劉宋受到削弱,心裏非常氣憤,便愈要處處顯示自己的士族身份,於是談玄便成了其顯示身份的重要手段。

謝靈運對佛教有著精深的見解,著有《辨宗論》,折衷儒、釋,讚成頓悟說,並有《答綱琳法師書》《答法勖問》《答僧維問》等一係列文章,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反複辯論。這也與玄佛合流的文化思潮有著密切的關係,東晉時已出現佛教與談玄的結合,《世說新語·文學》第三十六條載支道林與王羲之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華燦映發。”第四十三條:“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簽,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嚐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支道林為當時的名僧,殷堪欲與支道林辯論,實際上正是玄談的方式,因此對謝靈運來說,玄佛是二而為一的。鮑照的佛教意識受到了臨川王劉義慶的影響。劉義慶“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鮑照的《佛影頌》大概就作於此時。顏延之信奉佛教,認為眾生皆有轉世報應,作《釋何衡陽達性論》《重釋何衡陽達性論》《又釋何衡陽達性論》等一係列文章,對何承天人之生死不能輪回的觀點進行了批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