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陶淵明的幽默根源
（1）從先秦到六朝源源不斷的幽默文學傳統給陶淵明的幽默提供了充足的營養。先秦時期就有不少具有幽默色彩的作品，林語堂認為：“《論語》《韓非子》和《詩經》裏頭，倒有天字第一號的幽默。”但幽默色彩最濃厚、影響最為深遠的還是道家作品，故林語堂說：“中國文學，除了禦用的廊廟文學，都是得力於幽默派的道家思想。”莊子更被林語堂稱為“中國之幽默始祖”。莊子憤世嫉俗，嬉笑怒罵，他的幽默多為骷髏問道之類的荒誕的寓言故事，雖讓人可笑，卻不免產生絲絲寒意，鄭凱稱之為“黑色幽默”。他說：“莊子的黑色幽默是極為奇特而富有創造性的美學形式。他用某種淡漠、殘酷、古怪、荒謬的東西，突破禮俗，禁忌的束縛，風格異常冷峭。在根本上，這來源於作家對無情的現實的獨特把握與孤獨體驗，來源於擺脫內心極度痛苦的諧調機製。”所以莊子的幽默雖然極見智慧的高妙，卻近乎玩世不恭，為魏晉士人的佯狂開了先河。
漢代循規蹈矩死守章句的儒家思想統一了天下，但活潑輕鬆的幽默之風並未消歇。《史記·滑稽列傳》雖以記人物的滑稽言行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醞釀著幽默氣氛，培養了人的幽默感，特別是東方朔既是滑稽家，又是文學家，它描寫帝王對士人的隨意擺布，說：“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答客難》）以極度誇張的對比，突出了士人的身不由己，已露出了幽默色彩。枚皋，“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創作了大量幽默作品。王褒的《僮約》描寫僮仆的刁滑，主人的苛刻，詼諧可笑，當屬遊戲之作。漢樂府《戰城南》以戰死者的口吻對烏鴉說：“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蕭滌非先生認為是：“以極詼諧的筆調寫極沉痛的情緒，故彌覺感人。”三國魏之邯鄲淳創作了我國的第一部笑話集《笑林》，劉義慶《世說新語》中專門列有“俳調”門，記載魏晉士人的詼諧言行。魏晉社會動亂，爭戰頻仍，民眾流離失所，生存極其艱難。愈痛苦愈渴望幽默，愈希望以戲謔來減少精神的折磨，在某種程度上，幽默笑樂成了逃避現實苦難的手段方式。竹林七賢的任誕佯狂，雖不免受頹廢放縱之譏，卻無疑在滋長著幽默因素，“其結果，乃養成晉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詩人陶潛”。在陶淵明之前有應璩、左思、程曉等人也都有幽默之作。《文章敘錄》：“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據此，後人多認為是《百一詩》，但觀今存之《百一詩》多為格言警句，未必有諷諫時政之義，其言也並不諧和。倒是他的《三叟》詩，頗具幽默色彩：“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室內嫗貌醜。中叟前置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據此，胡適認為：“鍾嶸說陶潛的詩出於應璩，其實隻是說陶潛的白話詩是從嘲諷的諧詩出來的。”左思《嬌女詩》描寫小女兒的天真爛漫，程曉《嘲熱客》描寫三伏暑夏到別人家做客的尷尬窘態，都含有打趣嘲戲的意味。
（2）陶淵明的閱曆修養也促成了其幽默的產生。陶淵明的幽默是他曆經坎坷挫折後對世事的洞徹與通脫，陶淵明對自己貧困失意等一係列挫折進行了調侃打趣，既舒解了心中的鬱憤，也顯示了直麵困難的勇氣與智慧。
陶淵明的曾祖為晉大司馬，祖父官至武昌太守，父亦曾仕宦，但到陶淵明時已經衰落，陶淵明齠齔失怙，“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家庭變故一個接一個。陶淵明為饑寒所迫幾次三番奔波於仕途，非但沒有改變自己的處境，反飽嚐了行役別離之苦，目睹了官場的凶險詭詐，飽受了心為身役、違己交病的精神折磨。歸隱後生活更為貧困，內心也很孤獨，他常把自己比喻成孤雲孤鳥，孤傲地旁觀著紛擾的世象，他作詩諷刺周續之等假隱士，拒不加入蓮社，與當時的思想權威自覺地保持著距離。他逃離官場歸於田園，以為找到了適合自己性情的樂土，卻也因此飽受了貧困的煎熬，更重要的是他並未因此而忘懷於世事，相反他早年的壯誌，以及他對現實社會的憤激不時出現在他的詩文中，使他在飽受物質貧乏的同時也遭受了精神的折磨，可以說他的歸隱並未使他過上稱心如意的生活。他歸隱田園的表麵恬淡的生存方式與他內心強烈的痛苦的情感體驗構成巨大的矛盾衝突，這種生存的荒謬，便是陶淵明戲謔幽默產生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