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鍾嶸認為沈約“憲章鮑明遠”，他通過“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得出了這一結論。文體，即文體風格。沈約的文體風格是“不嫻於經綸，而長於清怨”、“詞密於範，意淺於江也”。“餘論”即沈約的文學理論。沈約的文論主要有《宋書·謝靈運傳論》，突出的觀點是有關韻律的見解，是較早的格律理論。另一個主張是《顏氏家訓·文章篇》所載的“三易理論”，即“易見事，易識字，易讀誦”，語言的通俗化。鍾嶸評顏延之“是經綸文雅才”，可見“經綸”和“文雅”相關聯，則“不嫻於經綸，長於清怨”，就和“雅怨”有了距離，實際上還是在批評沈約抒情直露，不合儒家雅正的要求。對於意義的淺白、字句的俚俗、聲律、用典，鍾嶸也都持否定的態度。可見鍾嶸對沈約是相當不滿的，他又把這些缺點歸於學習鮑照的結果，也與鍾嶸對鮑照的批評是一致的。結合沈約的作品實際，鍾嶸所說的那些方麵，恐怕是指沈約的樂府詩、豔詩。沈約的豔詩已近於宮體，如《日出東南隅行》仿漢樂府《陌上桑》，卻失去了民歌的剛健質樸，而專注於容貌服飾的描寫，篇幅也大大縮小，失去了豐富生動的內容，成了更為精致的豔情之作，當是承鮑照的《采桑》而來。他的《六憶》之類，被劉克莊評為“其褻慢有甚於香奩、花間者”。這些作品情意放蕩、哀怨綺靡，與鮑照的豔詩有相似處，鍾嶸指出他們的繼承關係，則沈約無疑也是附於鮑照的“險俗者”。
《詩品》提到的另一個和鮑照詩風相似者是惠休，鍾嶸評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雲：‘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商、周之別，主要指惠休的才氣遠不如鮑照，至於二人的詩風還是有很大的相似的，所以鍾嶸又引其從祖的話說：“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顏延之“立休、鮑之論”不管原因為何，它至少說明鮑照和惠休的作品有相似處，這一相似處也就是顏延之批評惠休的“委巷中歌謠耳”。鮑照、惠休都受到了吳歌西曲的很大影響，創作了不少南朝樂府之作。特別是惠休，現存詩歌十一首中樂府詩就有十首，且大多為南朝樂府中常見的《怨歌行》《楊白花》《白紵歌》等，這類南朝樂府“多淫哇不典正”，劉師培說：“晉、宋樂府，如《桃葉歌》《碧玉歌》《白紵詞》《白銅鞮歌》，均以淫豔哀音，被於江左。……其以此體施於五言詩者，亦始晉、宋之間，後有鮑照，前者惠休。”可以說，鮑照和惠休開了以五言詩體模擬南朝樂府的風氣，這一做法對宮體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馮班《頓吟雜錄·嚴氏糾謬》：“至於休、鮑，文體傾側，‘宮體’滔滔，作俑於此。永明、天監之際，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所法矣。雖言徐庾，是忘祖也。”這裏尤須注意的是宮體豔詩可以用“傾側”一詞來加以描述。“傾側”也就是不正，類於“危仄”、“輕險”。《北齊書·文苑傳序》：“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惉滯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周書·庾信傳》：“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誇目”、“蕩心”就是指讀到這類作品時臉紅心跳的緊張感受，這一心理感受當然可以用“傾側”、“危仄”、“輕險”等詞加以概括，由此我們也可以從辭義訓詁上，證明“險俗”可以描述宮體豔詩。
再者，江淹的創作也受到了鮑照的影響。王通《中說·事君篇》：“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杜甫《贈畢四曜》：“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可見二者的作品是有一定的相似處的。僅就江淹的五言詩來說，就有不少地方受到了鮑照的影響。如江淹的《渡西塞望江上諸山》：“雜樹共冬榮。”、“嘈囋晨鶤鳴”出於鮑詩“炎樹信冬榮”、“嘈囋晨鶤思”（《登廬山詩》其一），《遊黃孽山》：“禽鳴丹壁上，猿嘯青崖間。”化用鮑照《登廬山望石門》“雞鳴清澗中，猿嘯白雲裏”二句。《赤亭渚》：“水夕潮波黑，日暮精氣紅。”化用鮑照《遊絲賦》“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天際紅”。可見鮑照對江淹的影響主要在字句的錘煉與雕琢取新上。這在江淹的賦作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如《恨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別賦》中的“心折骨驚”等錯綜字句的做法，較鮑照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上我們從幾個個案具體考察了“言險俗者”的詩風特點，當然學習鮑照、與鮑照詩風相似者，遠不止上述幾個人，而是形成了一個流派，蕭子顯概括這一派的特點說：“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驚挺”、“險急”、“雕藻淫豔”、“紅紫”、“鄭衛”這些特點和前麵分析的“險俗”內涵，基本一致。至此，我們從鍾嶸的審美標準，厘清了鍾嶸判斷鮑照“險俗”的價值依據，以及“言險俗者”的創作特點，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險俗”的具體內涵，主要指遣詞造句的追新逐奇，抒情方式的縱恣訐直，以及豔詩的流蕩綺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