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照古樂府與抒情方式的嬗變(3 / 3)

(3)這兩種抒情方式的淵源及影響。奔衝跌宕式抒情,實際上就是將某一情感瞬間,以極其自然的語言表現出來,不加雕飾,脫口而出,坦率奔放,強烈激蕩,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情感感受。這種情感表達方式,應該說,並非鮑照的獨創,早在《詩經》裏就已有這樣的作品。如《詩經·秦風·黃鳥》:“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詩經·鄘風·相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這種無所顧及、敞露胸扉、呼天搶地的發抒情感,大多存在於民間,上層士大夫做不到,受禮教道德約束的讀書人也不易做到,因此這類作品多出於憨厚樸實、了無心機的鄉下野人。如漢樂府《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陣陣,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粗獷的北朝民歌《企喻歌》:“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屍喪狹穀中,白骨無人收。”等都是直抒胸臆,盡情流露,強烈勁健,一覽無餘,具有濃鬱的生活氣息。鮑照繼承和發揚了這種抒情方式,他的作品篇幅增長,句式靈活多變,更富有排山倒海的氣勢。如《擬行路難》既有完整的七言詩,也有五七言交替的雜言詩,還有六言、八言、九言間處的雜言詩,又變句句押韻為隔句押韻,疏蕩錯落,具有強烈的跳躍奔衝之勢。也有些語句因過於迫促而近於粗豪,毛先舒《詩辨坻》評《擬行路難》:“淋漓極盡,詞亦知,當是參軍率爾之作。至於‘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滅入黃泉’。又‘愁思忽而至’又‘須臾淹然零落銷,盛年妖豔浮華輩,不久亦當詣塚頭’又‘朝悲慘慘遂成滴,暮思繞繞最傷心’。又‘聽此愁人兮奈何’,俱了不成語,啟無窮惡道。”“了不成語”就是因為過於急切,顯得聲嘶力竭,不成句法,說他“啟無窮惡道”未免言之過分。

這種奔衝跌宕式抒情到唐代李白那裏又一次得到了充分地運用。李白自由率真的個性,天馬行空般的才氣,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濃鬱的主觀色彩、強烈的自我表現欲。他的《蜀道難》開首便說:“噫籲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雄奇恣肆,酣暢淋漓,以“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為旋律在文中反複出現了三次,達到了一唱三歎的效果,澎湃雄壯,跌宕起伏。李白的情感轉換急速,跳躍性強。如《行路難》其一:“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無路可走時忽而充滿了自信,失望與希望、自信與迷茫同時存在。這種寫法和鮑照《擬行路難》其四相似,在這首詩裏鮑照說:“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複坐愁!”似乎已經消解了憂愁,聽天由命了,末尾卻說:“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行路難》。”忽又世路斷絕,悲慨高歌,沒了出路。由此可見,在抒情方式上,李白與鮑照是有繼承關係的。

彌漫發散式抒情有類於飽含深情的傾訴,它不靠情感的強度,而是靠情感的濃度,來打動人、感動人。這種抒情方式在《詩經》裏也有運用,如《詩經·小雅·正月》開首就說:“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接著便具體分述了小人生活的腐化,人民的不幸,自己的孤獨無援、謹慎小心、憂傷苦悶,整首詩歌像是一個憂心忡忡之人的無奈低語。鮑照的發散式抒情似乎受屈原的影響更大。屈原對群小亂政,對昏君腐朽的強烈批判,對理想的固執與追求,導致心中的苦悶永遠也無法化解,因而其作品中的情感始終是濃鬱強烈的,他的孤憤、鬱悶、憤激,使得他的情緒始終都處於緊張怒放的狀態,熾熱強烈,亢奮濃鬱。如《哀郢》,首句以“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表達對郢都陷落、人民流離失所的同情與哀悼,接下來敘述流亡過程,句句滲透出逃遷徙之悲,以及對故都的眷戀,對群小日進、賢哲疏遠的憤怒,情感複雜、沉痛、深厚。《涉江》抒無人知賞、遭受排擠流放的孤憤,首說“哀南夷之莫知”,中抒堅持操守的孤高,末抒“懷信侘傺”的悲憤,貫穿全篇的都是亢奮怨怒的情緒。

鮑照繼承了這種方法,結合自身的身世來寫下層人民的生活,視野更為開闊,更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如前文提到的《代東門行》《代東武吟》《代貧賤苦愁行》等,都是以代言體的形式模擬當事人的口吻進行創作,親切可感、深摯動人。唐代的杜甫將此寫法發揮到了新的高度,創作了一係列憂國憂民的篇章,形成了沉鬱頓挫的風格。如他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開首就是“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的牢騷憤激,接著寫自己才華抱負的不得施展,飽嚐的人生的悲辛,寫盡了失意不平,流露出難以抑製的怨憤。此外,如《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都是將個人身世的不幸與對社會的憂患結合起來,抒情淵深濃厚,具有深沉渾厚的感染力。方東樹《昭昧詹言》說鮑照:“沉鬱緊健開杜公。”從他們的抒情方式來看,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