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靈運、謝脁都以山水詩享譽詩壇，都因卷入政治旋渦而死於非命，是典型的文人從政的悲劇，是令人惋惜的早夭的天才。然正像他們的山水詩有著顯著的因革損益一樣，他們的隱逸思想也是異同並存，將他們的隱逸之思作一比較、清理，無疑有助於我們全麵深入地認識詩人及其作品。
@@一、隱逸動機之異同
範曄《後漢書·逸民列傳序》：“或隱居以求其誌，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雲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這裏範曄認為隱逸的目的在於“求其誌”、“全其道”、“鎮其躁”、“圖其安”、“動其概”、“激其清”，或在於一己之利，或在於表達對社會世俗的不滿。無論是自身因素、社會因素，其所以這樣做都出於自願，是適其性情而為。謝靈運對於隱與仕也有著大致與此類似的觀點，他說：“山水，性分之所適。俗議多雲，歡足本在華堂，枕岩漱流者乏於大誌，故保其枯槁。餘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己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邪。”（《遊名山誌序》）樂山悅水，則“枕岩漱流”；有“愛物之情，救物之能”，則濟“橫流之弊”。也就是說，歸隱抑或幹政全在一己之性情，無關乎“胸襟抱負”。謝脁也說自己“複協滄州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強調性喜隱逸。無可否認，謝靈運、謝脁對於山水隱逸的向往與其性情有很大關係。但就其二人的實際情況來看，二人隱逸之思的產生，還有著更為深刻的政治背景。謝氏作為南朝最高士族，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發揮過巨大作用。謝靈運、謝脁受其家族的影響，素有積極從政，建功立業的願望。謝靈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謝朓在《答王世子》詩中說：“公子不垂堂，誰肯憐蕭艾。”希冀蕭子廉（豫章王世子）能垂青提拔自己，以期仕進。然二人都在仕途中遭受挫折，目睹了政治鬥爭的凶險殘酷，在現實中感到壓抑不得誌，甚至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脅。謝靈運從晉入宋，謝脁由宋入齊，都經曆了易代之變。晉宋兩世，謝靈運目睹了一係列殺戮動亂，其間被殺的帝王就有晉孝武帝、晉安帝、晉恭帝、宋少帝、宋廬陵王劉義真等，其族人被殺的有：其堂祖父謝琰、堂叔謝混、堂弟謝晦等，其間的亂動既有孫恩、盧循的農民起義，又有桓玄叛逆、劉裕與劉毅的爭攘，真可謂波詭雲譎，充滿了凶險與變數。
謝脁亦曾有相似的處境經曆。曹融南對此有較詳盡的論述：“謝脁還都，正遇上齊武帝病歿、皇孫鬱林王昭業即位（太子長懋已先死）的大事。這時，武帝的堂弟蕭鸞受遺命輔政，卻乘此把持國柄，陰謀篡奪。次年一年之間，便先後廢黜了昭業、昭文兄弟，自登帝位，是為明帝，改元建武。是年三改年號，這在我國曆史上極為罕見”，“在這次蕭齊皇室內部爭攘的政治風暴中，密切接近最高統治階級人物、處身旋渦中心的謝朓，雖是官位逐步升遷，卻也親見了統治階級集團內部爭奪、屠戮的慘烈，他的好友王融因圖擁立子良，在昭業即位十多天即於獄賜死；接著，他曾長期追隨的竟陵王子良以‘憂卒’，隨郡王子隆也因蕭鸞的忌憚見殺。在這血腥彌漫的嚴峻現實中，他內心震動的強烈，精神創痛的深重，不言可喻。所以，在他出守山川秀麗的宣城時，一麵發著‘皇恩竟已矣’的感歎，一麵也懷著‘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的欣快。”錢鍾書在論及山水詩的緣起時說：“又可窺山水之好，初不盡出於逸興野趣，遠致閑情，而為不得已之慰藉。達官失意，窮士失職，乃倡幽尋勝賞，聊用亂思遺老，遂開風氣耳。”謝靈運、謝脁之山水詩可作如是觀，他們的隱逸之思又何嚐不是“不得已之慰藉”呢？尤其是謝靈運宦海顛簸，受盡挫折，謝脁雖步步升遷，卻也始終滿懷恐懼，渴思全身遠害。
其二，謝靈運、謝脁都曾親曆凶險，遭人讒言。謝靈運一生4次被免官，一次遭外放，一次被誣為有叛逆“異誌”，最後死於道聽途說的謀反罪名。謝脁曾因與隨王子隆關係密切，而被誣為“年少相動”，兩次直接卷入政權爭奪，最後死於“扇動內外，處處奸說”的栽贓。血雨腥風的政治生態及其自身仕宦的挫折失意，無疑是促發二謝歸隱之思的一個重要誘因。謝靈運“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富春渚》）及謝脁的“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即是明證。
謝靈運、謝脁的歸隱之思除卻政治因素外，當時玄風佛學的盛行及崇尚隱逸的社會風尚也起了很大的促成作用。魯迅說：“蓋其時釋教廣被，頗揚脫俗之風，而老、莊說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為反動，而厭離於世間則一致，相拒而實相扇，終乃汗漫而為清談。渡江以後，此風彌甚。”這裏雖說“清談之盛”，亦可見玄佛流布之廣。玄、佛“厭離於世間”無疑助長了離群索居孤寂獨處的隱逸之風，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就曾專列《棲逸》篇，對隱逸之士人大加稱揚，日本學者興膳宏也認為“謳歌隱遁在齊梁詩人間是十分流行的。例如沈約，居政府樞要，地位遠在謝脁之上，且至七十一歲高齡逝世，作品中也經常表達棲逸之誌。如‘將隨渤海去，刷羽泛清源’（《和謝宣城》）等。所以《文心雕龍》針對這種空洞虛偽的好尚作了犀利的諷刺：‘故有誌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情采篇》）。但是，如果說謝脁所謂的隱逸矯情虛言則未免失之太苛。”由此可見，二人都受到了當時社會風尚的影響。相較而言，大謝對佛經極為精通，曾為《金剛般若經》作注，著有《辯宗論》等探討佛理之作，小謝雖在《秋夜講解》和《永明樂》其八中，也曾用以佛家語，但隻是偶一為之，他的隱逸思想中玄佛因素實在太少了。另外，謝靈運的隱逸思想也與其家族傳統有關。謝靈運曾叔祖謝安出仕時已四十多歲，之前一直在東山隱居。居官之後，仍不忘歸隱，史載：“安雖朝寄，然東山之誌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謝靈運祖父謝玄也有歸隱之誌，直到晚年還希望“從亡叔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故謝靈運的族兄謝瞻說：“吾家以素退為業，不願幹預時事。”並勸謝靈運不要對別人妄加臧否，而要明哲保身。（見《南史·謝晦傳》附《謝瞻傳》）謝靈運自己也在《述祖德》詩中稱揚其先祖“遺情舍塵物，貞觀丘壑美”，可見謝靈運的隱逸之思與其家族傳統是有一定關係的。謝脁與謝靈運同宗，受到的影響卻似乎不大，謝脁在僅有的一首稱頌其先祖的詩中說“宗霸拯時淪”（《奉和隨王殿下》其十二），隻稱讚其功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