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7月，卡夫卡順利地通過了畢業考試，成為一名高中畢業生。這是他長久以來的強烈願望，他一直盼望著，能盡快地從學校的無情壓抑中解放出來，盡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風光和精神上的自由。他父親希望他上大學時學法律，他卻明確表示，哲學是他所“選擇的職業”。然而，他剛上大學時，卻選修了化學，這肯定是波拉克出的主意，因為波拉克也選修了化學。但是在14天以後，他又改變了學習方向，他轉到了法律係，開始研讀法律。他去聽關於“古羅馬法律樞密院”的講座，但是講座枯燥乏味，根本引不起他的興趣。於是，他在不久以後，又改變了學習方向，改聽藝術史講座，學習有關荷蘭繪畫、基督教的雕刻藝術等課程；特別值得說一句的是，他還去聽了騷尼主持的德國語言文學講座。當時，奧古斯特·騷尼在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中，起著一個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負責出版月刊《德國人的勞動》，這份刊物的目的，是要向捷克人宣傳“德國人在波西米亞的文化功績”，引號裏的短語就是這份刊物的副標題。騷尼還積極鼓勵、支持學生約瑟夫·拿特拉編寫文學史，公開為“文學是與人種和地理密切相關”的這個理論進行辯護。這個理論就是要誇大人種、民族的作用，他們還為了這個理論尋找了許多的論據。所有這一些，使卡夫卡迷惑不解。在這段時間裏，他在給奧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多次對騷尼作了尖銳的批評。卡夫卡對這裏的學習生活厭倦了，他再也不願意在布拉格的德意誌大學學習了。他考慮再三，決定去慕尼黑大學深造。不久，他真的去了慕尼黑，並在那裏住了幾天，後來，他突然改變了在那裏繼續學習的計劃，究竟為了什麼，現在也不清楚。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不願意把他的業務與職業混為一談；更大的可能性是父親海爾曼拒絕為這種“無用”的嚐試提供經費。不管是什麼原因，卡夫卡還是在布拉格的德意誌大學留了下來，沒有到外地去。第二學期開始，他又開始重新學習法律。他對法律課程沒有任何興趣，正如他自己所說，隻有在考試前幾個月，才給自己的神經加一些鋸末，那些鋸末已經被許多嘴巴嚼過。“羅馬公民權”、“古羅馬法律格言集（第二部分）”、“合法權益”、“固定資產的強行執行法”等講座，毫無生趣，不會引發人的任何想象。卡夫卡在聽這些課時，經常走神，在講義的空白處亂塗亂寫。這些手跡，有一部分保存了下來。
卡夫卡自從學習法律以後，感覺到很輕鬆，好像還清了欠家長的一筆賬。他隻去聽必修課，學習8個學期以後，他得到了必要的學分，這樣就獲得了博士學位。從此，他也為做其他事情獲得了一定的自由。在大學期間，他逐漸認清了周圍的環境。在同學普裏布拉姆的介紹下，他認識了許多工業企業家、教授、豪商巨賈、貴族成員等許多頭麵人物。這對卡夫卡來說，是一個極好的認識社會的機會。普裏布拉姆的父親是“工人事故保險事務所”的經理，卡夫卡後來在他手下當了一名雇員。
在學期交接的放假期間，卡夫卡幾乎總是去農村，看望住在那裏的幾個親戚。他去過包赫、施特拉克涅茨，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特裏。這個地方很小，它位於麥恩附近。他最喜歡的舅舅西格弗裏特在那裏當醫生。在卡夫卡短暫的一生中，他始終很尊敬這個舅舅。他後來寫的短篇小說《鄉村醫生》中，就有這個舅舅的影子。卡夫卡在給馬克斯·勃洛特的一封信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他在舅舅那裏度假的情況：
我騎著摩托車，在廣闊的田野上飛馳向前；我在水中盡情地玩耍；有時，我光著膀子，悠閑地躺在池塘邊的草叢裏；一個姑娘看上了我，她老纏著我，總是沒完沒了的。她常常和我一起在公園裏玩，有時，一直到深更半夜才分手。我在草地上鋪上一些幹草，還在旁邊安起了一隻旋轉木馬，這便是我的玩樂場所了。有時，這裏有暴風雨；暴風雨過去以後，許多樹苗都伏倒在水中，我就把它們一棵一棵地扶起來，綁好。在牧場放牧，最好玩了。我白天把牛羊群趕出去，晚上，把它們趕回家來。到了晚上，我要麼玩台球，一玩起台球，我什麼都忘了；要麼，我就一個人出去散步，一直走到很遠的地方。
在大自然中，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的事，不受任何人幹擾，是卡夫卡最大的追求和願望，他常常流連忘返，樂不思歸。開學了，卡夫卡不得不回到學校。上學期間，他經常去看捷克劇團、德國劇團的演出。他還常常去聽“德國大學生朗讀演出會”，去聽詩人朗讀他們的作品。在那裏，卡夫卡結識了馬克斯·勃洛特。1902年，勃洛特作了一個關於叔本華的報告。他在報告中也提到了尼采，把尼采稱為騙子。勃洛特後來回憶說：“我做完報告就回家了，卡夫卡陪著我，他比我大一歲，他經常參加其他活動和各種集會，但我們都不太注意對方。要他引起別人的注意，這的確也是很難的，因為他總是一言不發，外表也極為普通，絲毫也沒有引人注意的地方……那次，他十分願意講講心裏話，比任何時候都直爽。在路上，我們倆談個不停，話題是這樣引起的：他覺得我在報告中，措詞過分生硬，他對此不太滿意，對我提出批評。”
卡夫卡通過參加各種活動和結識勃洛特，對尼采發生了興趣，開始閱讀尼采的著作。卡夫卡受奧斯卡·波拉克的影響，訂閱了《藝術看護者》這本半月刊，當時，尼采是該雜誌的一名編輯，這份雜誌在年輕人當中有著很大的影響。雜誌的出版者費迪南德·阿聞那留斯（該人是否真的是雜誌的出版者，還有爭論）談到該雜誌時說：這雜誌代表著“處女般的自然和樸實”。他堅決反對粗製濫造的文學藝術作品，並說，那種作品在經濟繁榮年代到處都是。他還說，自然性和大眾化是這份雜誌的主要特點，通過它，“藝術家將變得純正、深沉、更接近自然”，等等。可實際上，雜誌是“農屋中所有的東西”——俗氣、落後，由於雜誌的影響，這種市儈風氣迅速滲進“日耳曼人民”當中。所謂“純正”的東西常常落歸於單純，為了表示所謂的重要內容，雜誌常常采用疏排法。而且，阿聞那留斯所說的這個藝術觀其實是華而不實，它追求十分華麗，甚至是狂熱的詞藻，而不重視內容的重要性。所以，內容空洞、語言華麗成了這種藝術觀的重要特征。雜誌上的文字，到處都是“無比強大”、“水晶般樸素思想”、“思維老人”、“到處都是鬱鬱蔥蔥的春色”，等等。在這種文風的影響下，卡夫卡也曾經追隨這種藝術思潮，模仿那種“追求原始”的魔術，追求華麗，玩弄語言遊戲，他得了“語言的精神分裂症”。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到了1903年，卡夫卡才慢慢從這個魔掌中擺脫出來，終於回到了真實、樸素的語言世界之中。這個時候他同奧斯卡·波拉克也最後分手了。卡夫卡經過這段彎路以後，認真地總結了經驗，吸取了教訓。從此，他對外界的任何事物和知識，更加小心謹慎，決不隨便拿來，他更加集中精力，詳細地、多角度地觀察世界。卡夫卡閱讀了大量知名作家的日記、生平和書信，如赫伯爾、艾米爾·拜倫、格裏爾帕策的日記，愛克曼的談話錄，歌德、格拉伯的書信，德都巴雷、叔本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佐證，等等。卡夫卡閱讀這些書的目的，他在1904年談馬克斯·勃洛特的信時講得很清楚：
世界上有這樣一種生活，它沒有任何空隙，它是一層一層向上壘起來的。它壘得這麼高，人們就是用望遠鏡向上看，也看不到它的頂端。看到這樣一種生活，人們心裏是不會平靜的。相反，如果一個人的良心受到了嚴重的創傷，這倒反而好些，因為，良心對咬它的每一口都會十分敏感。我覺得，我們就應該讀那些咬人、刺人的書，如果一本書不能給我們一記悶棍，那麼，讀這樣的書還有什麼意思呢？是為了讓我們跟你在寫作時一樣，得到一些快慰嗎？天哪，那些讓人高興的書，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們自己也會寫。我們需要的是會使我們悲痛、不快活的書，就好像我們寧可選擇死亡，也不願繼續活下去一樣；正像我們在森林裏一樣，我們孤零零地站在那裏，接著又被打到了密密匝匝的樹叢裏麵，這也像我們想要自殺一樣；書必須是砸碎我們心中冰海的斧子。
這是一個剛滿20歲的年輕人的強烈願望，他希望看到一些有益的書，把它們當成斧子，砸碎自己心中的冰海。卡夫卡希望自己有“更加敏感一些的良心”和“更加清醒的頭腦”。卡夫卡在這段時期，著手創作了一部短篇小說《記一次戰鬥》，在卡夫卡所有保存下來的作品中，這是他最早創作的小說。小說中寫道：“我不想再聽片言隻語，請從頭至尾，把所有的情況統統告訴我，不管怎麼說，我是不想再聽了。這一點，我得給你講清楚。不過，對整個情況，我還是想知道的，而且，我還很感興趣。”卡夫卡始終堅持要了解全麵整體的情況，這顯然包含有理想的色彩。實際上，年輕的卡夫卡一麵希望清醒地認識自己，另一方麵，他對世界，對自己也有一些驚詫的感覺。他給馬克斯·勃洛特的一封信中寫道：
一天下午，我睡了一會午覺，當我醒來時，聽到媽媽在陽台上同一個人說話，她問樓下的人：“你在幹啥呢？”她的話聲是那樣柔和，語氣是那樣自然。樓下，花叢中站著一個婦女，她回答說：“我在這裏吃點心呢！”人們是這樣有條有理地安排日子，這樣自信地過日子，對此，我真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