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各個民族生存的外部環境，人類的曆史是各個民族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世界走向整體的曆史。一個民族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越來越重要，製約著這個民族的發展，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島國來說，更是如此。
一、日本人的國際意識
加藤周一是戰後較早探討日本人的國際意識的學者之一，在60年代初期先後發表了兩篇長篇論文：《日本人的外國觀》和《日本人的世界像》，研究了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世界和外國以及如何作出反應的。
書中寫到，日本人對外國的了解主要是書本上的，與外國人的日常接觸有限。這和西歐恰恰相反。西歐麵積狹小，國家眾多，毗鄰相接，交通發達，與外國人接觸頻繁，他們關於外國人的知識與其說是從書本中來的，莫如說是從日常生活中來的。所以，日本人的外國觀由通過讀書得到的知識豐富和與外國人接觸極其有限這兩個因素決定的。
和外國人接觸少是因為日本在國際社會中孤立。這一孤立一方麵是地理條件造成的。日本距離歐洲和北美都很遠，近處的交往，如和中國的交往，也很少。其次，文化、曆史、風俗習慣不同，在心理上也距西洋甚遠。德川時代的鎖國加大了心理上的差距，明治時期提倡的“和魂洋材”強調和魂，也起到了同樣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語言的障礙也是原因之一。
對於孤立的事實，日本人的反應概括地說，是對孤立的恐懼和力圖克服孤立的努力。這一努力表現為要打破孤立和使孤立正當化兩種傾向。
要打破孤立的傾向，在知識麵上，是外國的事情什麼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是翻譯的盛行，是國際視野開闊的教科書和日刊報紙。日本人外國知識的豐富和與外國人接觸少不是單純偶然地結合在一起的，而是因果性地結合在一起。正是因為與外國人接觸少，才熱心地吸收關於外國的知識。
使孤立正當化的傾向多多少少以國家主義的傾向表現出來。在心理上，日本人外國觀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國人不懂”的想法：不懂得生魚片的味道，不懂得俳句的奧妙，不懂得複雜的婆媳關係——總之，外國人對日本的要旨，優點也好，缺點也好，當然不會明白。這就使得日本的孤立正當化。如果從“外國人不懂得的日本的優點”發展到“世界無比的日本的優點”，就產生出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如果從“外國人不明白日本的問題”發展到“對外關係歸根結底是實力的較量”，就會產生軍國主義的對外政策。因為試圖說服無法懂得日本的對手，反複進行交涉，都是白費功夫。
第一種傾向強調日本的落後，把特定的外國理想化，采取了“一邊倒”的態度。14世紀五山的詩僧把“沒有日本痕跡”作為作詩的最高境界，把“不似日本人所作”看做是最高的讚譽。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日本人把中國理想化，強調日本的落後，很多人把中國和理想混同在一起，視為同一。明治以後，情況發生變化，但是外國觀的基本構造沒有變，“一邊倒”依然保留了下來，一邊倒的對象由中國轉移到了西洋。對於維新後的日本來說，整個西洋是理想。明洽政府比較早地在西洋中傾倒於俾斯麥的普魯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今天，保守政黨的政府對美一邊倒。在國會圍繞修改安保條約的質疑中，政府甚至回答說：“美國的所作所為沒有錯誤。”至今令人記憶猶新。在不同的文化領域，人們又把不同的國家作為模範。海軍模仿英國，陸軍模仿德國，畫家把法國視為聖地，音樂家把德國視為聖地。
加藤周一在這裏指出的是一邊倒的事實，而不是評價它的好壞。它的好處是，要向對方學習，一邊倒使學習變得容易。例如，要學習法國的繪畫，醉心於法國全體是捷徑。日本的現代化向西方學習之處甚多，它之所以能夠迅速進行的原因，也許不能離開對西洋某一國一邊倒的情況來考慮。但是，一邊倒的不妥當之處在於，它使得現實的外國觀的產生成為不可能，或者說外國觀完全是主觀的。
與把外國理想化相對應的傾向是把日本理想化。它可以稱為“國家至上主義”，“日本是神國”、“日本萬邦無比”之類的說法，雖然有粗糙和精巧之別，但都屬於這一類。這種觀點由來已久，在《古事記》中已經存在，在《神皇正統記》和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中也表現了出來。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論化，在與外國的比較中有意識提出，恐怕還是始於18世紀的日本學者，特別是平田篤胤。他片麵地強調日本的神話和傳統，而且和狂熱的排外結合在一起。他用煽動性的語言侮辱“南蠻人”，聲稱“看，他們的眼睛是狗的眼睛”。這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把美英稱為“鬼畜美英”的標語口號的遠祖。
不過，平田篤胤時，外國和外國人距離日本人還很遙遠，他本人恐怕也沒有真的看到過外國人的眼睛。但是到了幕末，殖民主義者相繼迫近日本，情況為之一變。外國和外國人以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出現在眼前。那時日本的反應一是“尊王攘夷”，二是開國維新。這兩種反應的目的都是抵禦外部的侵略，保衛國家，但方法不同。前者是直接的軍事的，後者是延緩軍事的衝突，首先盡快使軍事力量強大起來，是政治性的。前者失敗了，明治政府推進了日本的現代化。它從一開始就是軍國主義的也就很自然了。
當時日本的軍國主義還不一定是侵略性的。因為由國際形勢所決定，國家的首要目標還不是獲取殖民地，而是避免殖民地化的危險。一切價值觀念和行動原理都從屬於這一目標，還不存在超越“富國強兵”的目標、理想和價值。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提出，國家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人類的利益高於國家的利益，而明治初期日本的領導者們大部分沒有超越國家的價值觀念，他們是國家至上主義，是軍國主義的國家至上主義。在甲午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在被殖民地化的可能性遠去的同時，獲得殖民地的可能性出現了。實際上，朝鮮和中國的台灣已經成為了殖民地。日本的軍國主義由守勢轉為攻勢，終於具有了侵略的性質。不久，就出現了“擁有的國家和不擁有的國家”的標語口號。
這個口號有兩重含義。第一，“擁有的國家”指的是西洋殖民國家，“不擁有的國家”指的是日本。“不擁有的國家”日本應該成為“擁有的國家”之一。第二，日本以外的亞洲其他國家既不是“擁有的國家”，也不是“不擁有的國家”，而是“被擁有的國家”。“不擁有的國家”應該成為“擁有的國家”而“被擁有的國家”永遠應該是“被擁有的國家”。第一點意味著在西洋各國支配的國際社會中日本的孤立。在歐美國家已經獲得了殖民地的情況下，日本也想要獲得殖民地，它的孤立是必然的。第二點意味著對亞洲各國，特別是對中國的侵略主義。國際孤立和侵略性的軍國主義密切結合在了一起。俄國十月革命後，日本大規模出兵西伯利亞進行幹涉，加深了在國際上的孤立，而孤立又加強了軍部的單獨行動。侵略中國東北導致日本退出了國際聯盟，而退出國聯又導致無限製地擴大在中國的戰線。中國戰線的擴大引起所謂英美等國對日本的“包圍態勢”，而“包圍態勢”又煽動起日本國內的“超國家主義”。太平洋戰爭前日本頻繁使用的“與其坐以待斃”的詞句雄辯地說明了在國際上孤立的事實，對孤立的恐懼，以及對恐懼作出盲目反應的軍國主義的心態。
1945年，日本的軍國主義破產了，國家至上主義的結果如何呢？修改後的新憲法在日本曆史上第一次以《人權宣言》作為國家的基本原理，表現出人權是超越國家的價值，是普遍的，擴大民權是目的，現實的國家並不是理想，而應由理想引導國家。可以說，國家至上主義在憲法中被否定了。但是，在日本人的頭腦中，國家至上主義被完全否定了嗎？如果是被否定了，普遍的價值不僅超越日本的國家，而且也超越地球上所有的國家，那麼，日本人對外國的態度也就會根本改變了。但是，在日本存在著對美“一邊倒”，也有對蘇“一邊倒”。這意味著普遍的價值基準還沒有確立。國家主義的浪潮在戰後日本沒有發生，不過是受形勢所限。一方麵，由於無條件投降造成自信心的喪失，被占領，反共宣傳和對美“一邊倒”，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意識到國家的當務之急是經濟的重建。形勢決定了日本的目標是在國內，排外的國家至上主義沒有產生的餘地。
50年代中期以後，上述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出口擴大。戰爭期間日本帝國陸海軍沒有能夠占領的北美大陸和西歐、非洲，現在成了日本商品的市場。這樣，日本關心的已不單單集中在國內的目標，國內的目標立即被對外目標取代，表現出把出口對象國家看做日本商品市場的傾向，並從這種觀點來眺望世界。這不是排外主義，也不是侵略主義。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外國觀和把對方國家作為軍隊征服對象來眺望的外國觀之間有一種平行關係。日本的商品打入也好，日本軍隊的侵略也好，它一旦成為目的、理想、政策、手段，就會通向國家至上主義。在那裏，沒有超越國家的觀念。而沒有這種觀念和價值，就難以避免把外國理想化的對外“一邊倒”和把日本理想化的國家至上主義的交替循環出現，也決不會把外國和外國人對等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