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在肯定是非有別時，又認為是非是客觀的，無貴賤之分。“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暗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是非的標準具有客觀性，是非與否與認識主體的身份無關，而是以言論的可用、可行的實際效果作為判斷的標準。體現了在真理麵前平等的觀念。“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是非的產生則是末世的產物，由此造成了百姓思想上的混亂。“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道聽途說和純粹的問辨是不可能真正辨別是非。由此提出“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的具體真理觀。並且認為是非的產生與所處的社會背景有一定的關係，“當此之時……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沉沉，是謂大治”，齊一與大治相應，在大治的理想社會裏，才不會有是非間的相互爭論。
（三）“稟道以通物，無以相非。”
道既是最高的，又是遍在的，它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表現為事物的內在規律。觀察事物的目的就是要把握事物之道。“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隻有掌握了道，才能通達萬物，是非之論才會停息。《淮南子》認為通物的條件是“秉道”，由此才不會有是非之爭。因此“道”是判斷事非的最終和最基本的標準。
在對待是非的方式上，《淮南子》認為不應糾纏於是非之分，而應超越是非的爭辯，達到齊是非。“……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並之，未有可是非者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對立雙方之間不能以是非而論，都自以為是而否定對方，則無法統一雙方的觀點，隻有聖人才能超越分別，對是非采取“兼覆而並之”，則不會有是與不是的分別了。因此，從道的高度來看，就是要齊是非。“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欣欣然，人樂其性者，仁也”，真知是不遣是非的，但得道後才能有真知。一方麵“稟道通物，無以相非”則不會有錯誤認識的產生，就不會有是非之爭；另一方麵，“以道論之，總而齊之”，則無是非可言。因此，從道的角度來看，則無是非之論，道就是“至是”，就是最高真理。萬物無是非可言，對具體事物的認識是不可能獲得真理的，如果有真理，那就是道。因此，認識的最高目標就是得道。此外，隻有當人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之後，才能使認識與之得以完滿的推進。得道既是最高的人生修養境界，也是認識的最高階段和最終目標。二者是統一的，從而將知與道統一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