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站在現實的角度，肯定了社會通行的度量器物在治理社會中的必要性。道家的“無為”包含了在掌握了真理之後的行為與態度，這些器物不因環境的變遷、時代的流變而變動。因此，《淮南子》的無為是有現實條件的。如在自然界中對事物規律的把握，社會中法的存在與完備，治理社會的手段和度量的真實完善。“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度量作為工具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人總會有失誤，並且受生理、地域等因素的影響，而那些器具度量的價值具有普遍性和超時空性。“耀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好魚者先具罟與?，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就具與利的關係來說，具是本和源，利為末。器械是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無其具則無一利。人與動物的重大區別就是人能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善用外物，關鍵是如何利用工具。使用它自然暫時會給自己帶來好處，那麼從長遠看是否也如此？另外，它是否給他人也能帶來益處，或者最起碼不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若如此，這樣的工具才有其存在的真正價值。“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器械者，因時變而製宜適也”。與老莊拒絕使用器械不同，《淮南子》從實用的角度肯定了器械存在的合理性，並且強調“宜”，即機械的適宜要以人為標準，應因時變動才能滿足人類的不斷需求。
在人類發展史上，誰控製了這些技藝就對誰有利，當這些技藝成為控製他人的工具時，就成為了異化人的外在力量，表麵上是人對技能的利用，實質是借助這些技巧實現了人對人的利用和統治，“事實上機械的發明永遠是有著雙麵的利刃，其功過要看人們用它來做什麼而定。”工具是衡量人類智能發達的重要尺度，上層統治階級對待百姓所使用的各種工具如鬥、衡、權等以及刑具，本身並無好壞之分，若統治者運用這些器械時，它們就成為統治人民的強有力的工具，加劇了社會階級間的矛盾與對立。但在人類文明進程的發展史上，這些工具著實又具有進步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結果和必經階段。人運用機器，同時機器在某種程度上也在控製著人。理想社會是以人作為價值評判的核心，是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個體的自由與獨立，這是從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得出的。道家從技術對人性異化的角度反對知識和智巧，認為這些是小知，但對自然知識卻不排斥，甚至是一直在積極地探求著。“道家思想乃是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的根本，但由於道家對‘知識’的自相矛盾的態度，以致這一點往往不能為人所理解，這種態度導致神秘因素居於主導地位並一直存在至今。因此，為了說明道家所讚成的是哪種知識，就必須說明他們反對的是哪種知識，而不闡明他們的政治立場，就做不到這一點”，認為道家對知識並不是絕對地排斥，指出其對知識的看法與其政治立場是一致的，並且是從政治立場出發看待知識的作用，政治是其一切學說和觀念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道家獨特的認知途徑使其具有了濃厚的神秘主義的色彩。而人類的夢想、神化須經由科學的發展才能走向理性和現實。
知識是以得道為目的的，而不能擾亂人心、危害社會。但在一定曆史發展階段中，技術的發展不可避免會帶來社會道德的某些墮落，這是文明發展的負麵作用，但人類不能因為享受技術帶來的便利而放棄對道德的追求。技術必須以道德為後盾才能保證技術朝向有利於人類整體利益的目標發展，而不是為某部分人服務，同時技術的提高有利於物質財富的豐富，因此，技術應當成為推動人類道德文明進步的物質條件。技術的發展使人類適應環境的能力增強，完善的程度不斷提升，越能促進不斷否定自身缺陷的實現。二者是既有矛盾又是相互促進的辯證關係，對知識與技術在一定程度上的肯定是《淮南子》麵向現實人生積極有為於社會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