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以“亂國政”為由罷黜法家和縱橫家。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其次，在竇太後駕崩之後初步提出了“隆儒”、“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及今上即位，越綰、王藏之屬明儒學，而上亦向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及竇太後崩，武安侯田?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漢書》很多內容沿襲《史記》。田?既然尊崇儒家，“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與劉安的主導思想不符，史書所謂田?與劉安二者有勾結，欲立劉安為王或有其他原因。
最後，從理論上論證應絕諸子之道，從而最終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董仲舒從理論上用《春秋》大一統的思想確立了罷黜百家的政策。在《舉賢良對策》之《對策三》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的諸子觀是以儒學為正統，視其餘為邪辟之學，以異道、異論為由阻止其他各家言論的自由發展，而由《春秋》一統天下。由此可見，董仲舒與《淮南子》所言之“道”名同而實異，而前者具有排他性，隻承認儒家之學為正統，其它各家為“邪辟之說”，因此應“皆絕其道”；後者之道具有包容性，是大道。“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之難，輟足不行，惑也。”《淮南子》認為儒家之學也有不合理不正當的地方，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整個儒學，而是對儒學采取了開放的態度，這是與董仲舒明顯不同的地方。另外，《淮南子》的百家是對當時諸子各家的統稱，而董仲舒則將儒家與百家相對立，以表明儒家不同於他家的獨特地位。而荀子有言：“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製，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人之跡著矣。”荀子是站在儒家正統的立場上，斷然認為孔子之外諸子思想的存在不利於社會的治理。可見，董仲舒的思想與荀子如出一轍。而《淮南子》與之相反，“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從學術上來說，各家主張既有矛盾性，又有一致性，但一體於道，則百家的存在都是必要的，各有其作用，因此可以並存不悖。“合道一體”是諸子思想統一的理論基礎，與董仲舒對諸子的看法截然對立。而《漢書?藝文誌》對諸子的評價較為公允，認為諸子之學“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有迎合諸子之意，但“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不可相無。
先秦各家從各自的立場所建立的原創性思想發展到一定程度，顯露出各家的優勢與不足，隨著戰國百家爭鳴的結束就需要從現實的角度進行綜合，百家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社會現實，因此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淮南子》的整體文化意識具有時代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性，是時代思潮影響下的產物。同時又是由個人學術觀念決定的，從劉安的才學和擁有大批文人學士的客觀因素看都具備了進行思想理論總結的現實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