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以他特有的縝密思辨和科學預見，寫下了《新民主主義論》一文，發出了“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這一振聾發聵的偉大宣言。越三年，蔣介石在重慶命人捉刀出版了一本《中國之命運》，斷言隻有國民黨主張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才適合中國的需要。在毛文問世九年、蔣書出版六年之後，曆史就作出了公正的判決。耐人尋味的是，這一曆史判決卻印證了1944年一位美國駐華外交官的預言：“共產黨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的命運，而是他們的命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以毛澤東和蔣介石分別代表的中國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決戰已基本結束。光明代替了黑暗，進步代替了落後，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誕生了。但是，由於蔣介石還占據著一群海島，水天相隔，加上美國插手，這使得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還不能畫上句號，而是圍繞著實現祖國統一的問題，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演繹著。
一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躍過長江，解放南京，宣告了統治中國達22年的國民黨政權的覆滅。是年底，蔣介石退守台灣，把台灣與大陸之間100多公裏的海麵間隔，視為“海上屏藩”，負隅頑抗。從這時起，如何消滅踞守台灣的國民黨殘餘勢力，就成為毛澤東著重考慮的一個問題。應當說，解放台灣是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期提出的“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一戰略目標的題中應有之義。隨著戰略決戰的推進，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已覺察到，蔣介石在無法挽回大陸頹勢的情況下，將企圖把台灣作為其統治重心和卷土重來的基地。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時評，強調中國人民將不能容忍美國帝國主義對台灣的非法侵犯，亦絕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台灣作為最後掙紮的根據地。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一寸土地為止。這樣，就把台灣問題作為一個突出的問題提了出來，並首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這當然是反映了這時毛澤東的戰略思考。
作為解放戰爭的延續，以武力解放台灣，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毛澤東這時的思考和實際部署的一個重點解決辦法。事實上在三大戰役結束之後，毛澤東就把解放台灣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並在軍事上作了相應的部署。而這時作為敗軍之帥的蔣介石退守台灣後，則以“反攻複國”作為他的既定方針，這也成為蔣介石集團自欺欺人、賴以維係孤島人心士氣的精神支柱。從這時起的一個相當長時期，海峽兩岸處在嚴重的軍事對峙局麵。
但應當指出，即使在這個時期，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也並不是毛澤東的唯一選擇，而在這同時，他還積極探索政治解決，即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早在1949年2月初，毛澤東在西柏坡同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揚會談涉及台灣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裏去，以後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裏還有一個美國問題，台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保護下。”他還說：“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采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較多的時間了。”在這裏，毛澤東充分認識到台灣問題的複雜性和特殊性，這不僅表現在由於是跨海作戰而增加的軍事難度上，而且這時已預見到美國將插手台灣，存在一個國際幹預的問題。基於上述考慮，毛澤東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並不隻局限於武力解放，而是開始探討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雖然隨後開始的新的國共談判因國民黨方麵拒絕簽字未能達成協議，使和平解放包括台灣在丙的長江以南地區未能實現，但希望通過和平途徑解決台灣問題畢竟已經作為一種新的思路提了出來。
如前所述，國民黨退踞台灣之後，國共兩黨處於以軍事對抗為主的時期。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將解決台灣問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使用武力。“武力解放台灣”的方針一開始就是作為解放戰爭後期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作戰任務提出來的。1950年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成立以粟裕為總指揮的華東前線台灣戰役指揮部，準備8月發起攻台。由於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軍侵占台灣，我攻台戰役沒有實施。美國在我解放戰爭後期原準備放棄台灣，即采取所謂“等待塵埃落定”的政策。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對台政策改為重新以武力援助台灣並派出第七艦隊遊弋於台灣海峽。1953年7月朝鮮停戰後，在美國繼續推行的反華反共政策的庇護下，蔣介石對大陸仍堅持“鞏固台灣，伺機反攻”的方針，並進行頻繁的軍事襲擾。美台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之後，台灣並入了美國在亞洲的反共“安全”體係。海峽兩岸仍處於嚴峻的軍事對峙之中。
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國內外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毛澤東提出從長計議解放台灣的問題，並及時地把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在這期間，一方麵，日內瓦會議的召開和萬隆會議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為一個國家內部存在不同社會製度的地區實行和平統一，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氛圍；另一方麵，海峽局勢也出現了緩和的契機，經過調整，台灣島內政局趨於穩定，民眾不願意看到新的戰爭爆發。同時，美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對蔣介石的軍事行動和軍事企圖有所限製，以避免更深地卷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抗。毛澤東看到“台灣問題很複雜，又有國內問題，又有國際問題。就美國說，這是一個國際問題。國際問題隻能通過和平道路解決，不能用武力解決”。1955年4月，中美兩國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開始通過正式的外交渠道解決台灣問題。正是根據這種變化了的形勢，毛澤東及時調整了對台的工作方針，以武力解放調整為和平解放。這時恰逢周恩來率團出席萬隆會議，臨行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為此，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期間做了大量工作，擴大了國際影響。5月中旬，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首次明確表示：在美國撤退在台灣和台灣海峽武裝力量的前提下，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1956年，我國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古人有言，不咎既往。隻要現在愛國，國內國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都團結起來，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比如台灣那裏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他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構想。他說：“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在這前後，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多次闡述了和平解放台灣，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的主張，擴大了在國際上的影響。1957年4月，毛澤東在會見來訪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時，明確提出：“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這一消息。這是毛澤東關於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構想第一次公之於世。
對於中共方麵提出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會議的誠意，為海外所關注。1956年7月間，曾在抗戰時期擔任過蔣經國主政的贛南公署高級參議和《新贛南日報》總編輯的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從香港到北京訪問。對此，中共中央給予特別關注。周恩來在與曹聚仁的三次談話中，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和平統一祖國的真誠願望。會見時，曹聚仁提出：總理關於和平解放台灣的談話究竟有多少實際價值？周恩來明確回答：“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麵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麼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他還表示：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中共說什麼，要怎麼做，從來不用什麼陰謀、玩什麼手法的，決不做挖牆腳一類的事。毛澤東在會見第二次來京的曹聚仁時，也明確提出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大前提是堅持一個中國”。毛澤東說，台灣隻要同美國斷絕關係，回歸祖國，其他一切都好辦，台灣可派代表到中央參加政務領導，等等。曹聚仁回去後，將中共方麵的千金之諾向台灣方麵作了如實的通報。此後曹聚仁曾多次來京商談，為溝通兩岸關係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促進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毛澤東、周恩來委托章士釗到香港，溝通國共兩黨關係。章士釗是無黨派民主人士，1949年國民黨和談代表之一，同國共雙方都有良好關係，晚年又熱忱希望能為祖國和平統一盡心盡力，因而他是溝通國共兩黨、毛澤東與蔣介石之間聯係的合適人選。章士釗赴港帶了一封中共中央寫給蔣介石的信。信中倡導第三次國共合作，並著重提出了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辦法。其要點是：（一）除了外交統一中央外，其他台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的結尾特別寫道：“奉化墓廬依然，溪口花草無恙。”澄清了有關蔣家墓宅遭破壞的謠傳。隨後又誠摯地寫道：“台澎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雲，希請珍重。”表達了對和平統一的殷切期望。
蔣介石得到中共中央的信件後，經過將近一年時間的反複考慮，始於1957年初在台北召見了許孝炎。蔣對許說：“基於‘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原則，針對中共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實際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至於人選，不擬自台灣派出，而在海外選擇。”這個選人原則顯然是出於保密的考慮。許根據蔣的要求提出三個都在香港的人選：曾任立法院長的童冠賢、曾任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文和現任立法委員的宋宜山。蔣最後選定宋宜山。這是因為：宋宜山是蔣介石的學生，認為忠誠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國民黨重要將領，被俘後關押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看守所，必要時可以探親的名義作掩護；同時宋是湖南人，認為比較容易同湘籍的中共領導人打交道。從人選的選擇上，也可以折射出蔣介石對此行的重視。
1957年4月間宋宜山由香港經廣州抵達北京。周恩來安排了見麵談話，具體事宜則由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出麵商談。李維漢代表中共方麵請宋轉達如下幾點：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行和平統一；台灣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台灣地區的政務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前往幹預，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不容許外國幹涉中國內政。這反映了毛澤東、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一貫主張，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也充分照顧了台灣方麵的利益。宋宜山返港後寫了一份1.5萬字的報告，經許孝炎轉呈蔣介石。現在看來，宋宜山並不完全了解蔣介石這時的複雜心態。他在報告中除敘述與周恩來、李維漢見麵商談的詳情外，還描述了沿途及在北京參觀的各種見聞，包括農村平疇綠野、豐收在望和工業蓬勃發展、市場供應良好的景象。事實上，蔣介石雖然對這次試探是重視的，但並沒有從苦撐待變、反攻複國的迷夢中完全清醒過來，因此當他看到宋對大陸景象的如實描述時，立即觸動了他那根老而又老的仇共神經，憤然認為宋被“洗了腦筋”。他對許孝炎講：希轉告宋宜山不必再回台灣了，他立法委員的薪金可以按月彙給。正是由於蔣介石的錯誤態度，使這次國共兩黨的溝通未能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