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表明，正確對待社會主義的曆史和曆史經驗，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欲去其國，必先去其史。”這是曆史經驗之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當1956年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毛澤東就敏銳地看到了它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實際上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30多年後發生的蘇東悲劇，證明了毛澤東這一深邃的曆史洞察力。戈爾巴喬夫正是以“徹底粉碎斯大林主義以及新斯大林主義的一切形式”、“告別過去”等蠱惑人心的口號為幌子，推行他的一套所謂改革的鬧劇，最終隻能以葬送社會主義製度而告終。所以，正確地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曆史，對於堅持現實中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有著重要的意義。
這裏還有必要指出，我們現代化的價值取向，是力排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而隻能是社會主義的。這是從基本社會製度的層麵上說的，而絕不是排斥對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文明成果的吸收。社會主義是源於資本主義，又高於資本主義，這就包含了兩者之間存在著繼承與發展的關係。毛澤東十分重視並提倡向外國學習的問題，這種學習，包括學先進的科學技術、先進的文化，以及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毛澤東在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時，就從指導思想的高度上明確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他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並明確提出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他曾說，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同時毛澤東又指出：“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他認為，提出向外國學習，是要有一點勇氣，要把戲台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當然，這種學習不能是盲目的，教條主義的，必須有民族自信心，並且要注意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創造中國獨特的東西。在這裏，實際上是把對外開放作為一個重要的方針提了出來。
二 現代化目標與大農業國的現實
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時，他明確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就是要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他說：“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二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我國經濟建設必須以重工業為中心，這既符合馬克思主義所闡明的擴大再生產的原理，又是適應中國國情的要求，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必須建立起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而原來落後的工業基礎又決定了必須建立以重工業為龍頭的工業體係。問題在於，在我國的條件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以重工業為中心，毛澤東強調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不能照搬照抄外國的經驗，他特別指出蘇聯和東歐國家走片麵發展重工業的道路是一個嚴重教訓，要引以為戒。我們知道，蘇聯從開始工業化就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以實現高積累的政策，結果實現工業化後，農業的發展還沒有達到1917年的水平。毛澤東針對這種狀況說：“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曆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鑒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因而他在闡明中國工業化道路時，辯證地論述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關係。在他看來，發展重工業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他認為，從長遠觀點來看，“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的位置，這是毛澤東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又集中論述了他關於重視發展農業的基本觀點。他指出，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係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也關係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重要市場；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他強調指出：“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麵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他在這裏提出的“農業就是工業”的思想，是經濟學上一個深刻而獨特的命題，為開辟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確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後來，毛澤東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明確以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到60年代，他更明確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並把它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對於這個總方針，從毛澤東及當時其他領導人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內涵是：既要搞好生產資料的生產，加快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又要搞好生活資料的生產，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把經濟建設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合起來，使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大部類之間按一定比例協調發展。這就是毛澤東一向主張的“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經濟建設思想。這個總方針的提出，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由此可見，毛澤東在這時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的經濟建設的戰略思想，作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實際上就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探索一種新的工業化模式。在毛澤東看來，采取這種發展戰略，能夠比較妥善地處理“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即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積累和消費的關係，有利於調動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比較好的體現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正如毛澤東所說：“建設社會主義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建設社會主義，丟了人民；建立了重工業，丟了人民，這是不成的。”他主張：“我們的重點必須放在發展生產上，但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須兼顧。在這裏，毛澤東特別強調：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革命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國家工業化又要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提醒人們要記取蘇聯把農民挖得太苦的教訓。他曾指出：蘇聯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我們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為序，一定會比蘇聯搞得協調，搞得好。“同時毛澤東還認為，實行農輕重協調發展，”我們就能把工農聯盟真正地鞏固起來，工農之間的差別就會逐步消滅。這就不但從經濟發展上，而且也從政治的高度，說明農輕重協調發展的重大意義。
這裏要著重指出，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考和安排，是緊密地從中國是一個大的農業國的現實出發的，這一點，對於我們實現整個現代化的目標具有極為重要的啟迪意義。從上述可知，這時毛澤東已認識到所謂工業化絕不隻是工業本身的問題，它不僅要正確處理工業和農業的關係；而且也包括了農業的發展方向問題。他在1957年10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並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這就進一步闡明了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的“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主要內涵。
毛澤東始終高度重視中國農民問題，這不僅因為“民心向背是革命成敗的關鍵”，而且在於中國的社會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民主革命過程，既是深入發動和組織農民的過程，也是由於土地革命、生產互助、民主政治的實行，使傳統農村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過程。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我國現代化內涵認識不斷深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把農業和農村發展提升到實現現代化目標的重要地位，傾注了他對農業、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曆史地位和作用的深切關注。
我國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為廣大農村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了前提條件。但是，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個體農民具有天然的脆弱性，難以避免再度兩極分化的前途，難以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毛澤東認為農業的根本出路是“合作化”和“機械化”。由於中國的經濟落後，決定了農業現代化目標的實現不可能像蘇聯那樣走“先機械化後集體化”的道路，來改變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更不可能像先進工業化國家那樣以大量資金和先進技術來改造傳統農業。毛澤東認為，中國必須走“先合作化後機械化”的道路。他指出：“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他說服黨內一些受蘇聯傳統模式影響而主張“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同誌，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之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在毛澤東看來，重工業部門為農業生產的拖拉機及其他農業機器和現代運輸工具等，“所有這些，隻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據此，毛澤東積極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希望通過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力量，克服個體經濟的脆弱性，使全體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大道，同時也為農業現代化提供製度性的保證。誠然，這時毛澤東對農業現代化的基本主張是實現機械化，“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這就農業本身裝備來說，是正確的，但對整個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內涵的認識還有待深化。
隨著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提出，毛澤東更深入思考了農村的發展方向問題。他從我國的國情出發，指出：“我國有一個特點，人口有六億如此之多，耕地隻十六億畝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別辦法，國家恐怕搞不好。”“中國農村有五億多農村人口從事農業生產，每年勞動而吃不飽，這是最不合理的現象。美國農業人口隻占百分之十三，平均每人有二千斤糧食，我們還沒有他們多，農村人口要減少怎麼辦？不要擁人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還說：“將來達到一半勞動力搞工業，這樣我們的國家就像個樣子了。”他認為，蘇聯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隻搞農業，我們的“公社辦工業，我們比斯大林膽大”。他主張人民公社是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組織，要因地製宜地發展農業和發展工業同時並舉。1958年11月毛澤東在《對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初稿》的批語中寫道：“我國人民麵前的任務是：經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全國工業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隨後他又在對一個文件的修改中寫道：“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他認為，隻有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才會有豐富的商品，才能進行直接的廣泛的商品交換。這就提出了發展農村工業，實現農村工業化的重要思想。他把當時還很弱小的社隊企業，看做是“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裏”。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從消滅三大差別的高度，提出要“把農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要農村生活不低於城市，或者大體相同，或者略高於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經濟中心”。雖然這在當時還多是一些設想，在實踐中也經曆諸多曲折，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這時毛澤東已初步把中國農村發展的方向定位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目標上，並提出農村多餘勞動力就地轉移到工業上去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