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的全部哲學活動都是立足於中國的實際，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融為一體。為了正確認識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的內在動力，毛澤東十分重視矛盾的分析方法。他說：“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他同列寧一樣，把矛盾問題作為唯物辯證法的核心，指出事物的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他在指導工作中，善於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注重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從繁紛複雜的矛盾現象中把握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從而推動客觀事物向前發展。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大特色。
在《論十大關係》中，同樣體現了毛澤東活躍的辯證思維方法。在這裏，毛澤東緊緊抓住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確定我們工作的重點。與此同時，毛澤東又從中國國情和建設的實際出發，在抓住重點工作的同時又十分重視非重點方麵，即把非重點工作提高到使之有助於重點工作更好解決的高度上加以認識和處置。這種辯證地處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麵和非主要方麵的關係，體現了矛盾的同一性。毛澤東指出，矛盾的對立麵在一定條件下的“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把這種對立麵之間相互聯結和轉化的思想運用到實際工作中，正確處理重點和非重點，用抓好非重點來促進重點的更好解決，是毛澤東的方法論思想的一個發展。《論十大關係》在這方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範例，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學習的。
比如，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工業化道路時，就是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的實際出發，把發展農業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他痛感蘇聯為發展重工業把農民挖得很苦，糧食生產長期達不到舊俄時代的最高水平，因而搞的工業化也是不成功的。中國在經濟建設中並不完全按蘇聯的做法，還是比較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的，如在投資比例上，蘇聯重、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是9：1，中國是8：1，中國的糧食和市場供應都比蘇聯好。即使這樣，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仍提出要適當調整農、輕、重之間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他認為，這樣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隨後不久，他又提出“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的重要思想。他從農業關係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和銷售產品的重要市場；農業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等等，多方麵地論證了這一思想。他提出：“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或者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麵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這樣，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業就不是處於從屬的地位，而是作為實現工業化的重要力量來對待，把農業提到直接關係工業化速度的突出位置。
又如，關於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我國的工業（包括輕工業和重工業），有百分之七十在沿海，隻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種畸形的工業布局，反映了舊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的特點，是曆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這時確定了“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的正確方針。就工業的合理布局和投資來說，大力發展內地工業是我們工作的一個重點。但是，毛澤東的認識並不止於此，這時他又一再強調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必要性。他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說：許多新產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廠，可見沿海工業作用很大，應充分利用。沿海老廠加以適當擴建，投資少，見效快。他提出了“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的重要思想。毛澤東這一重要的戰略思考，是基於：其一，是對國際形勢及其趨向的準確判斷。國際形勢及其發展趨向對國內建設關係極大。新中國成立初期麵臨著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侵略威脅以及台海嚴重對峙的局麵，對於處在戰爭前沿的沿海工業城市為應對可能的突發事變，國家采取以恢複和維持為主，不作大的新建和擴建。這時，毛澤東充分估計了朝鮮戰爭結束後國際形勢趨向緩和的可能性，認為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就為充分利用沿海工業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據。他針對有些同誌繼續用舊的眼光而對此持消極態度的錯誤想法，堅定地說：“不說十年，就算五年，我們也應當在沿海好好地辦四年的工業，等第五年打起來再搬家。”認為這樣做是合算的，也是必要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其二，充分利用沿海工業，有利於促進內地工業的發展。沿海工業城市具有地理位置優越，輕重工業集中、技術力量雄厚、生產成本較低、協作麵廣等優勢，擔負著向內地輸送技術、人才和物資的任務，支援國家重點建設。從1953年到1956年，僅上海支援外地工業建設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就達21萬人，並向內地遷移了一批技術含量較高的工廠和研究機構，對內地工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特別指出，上海賺錢可幫助內地建廠，這和工業布局合理化需要把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並不矛盾，上海可考慮做大的擴建。所以，充分發揮沿海工業的優勢，有利於促進內地發展。其三，從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全局考慮，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基地，也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基於上述考慮，毛澤東作出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重大決策，為上海、天津、遼寧、廣州等沿海城市贏得了一次大發展的曆史機遇，同時也促進和支持了內地發展。
再如，關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就國防建設而言，這是重點。但毛澤東從國防建設要與經濟建設相適應的觀點出發，正確闡述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富國”與“強兵”的辯證關係。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指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在他看來，國無防不立，強兵是必要的。這是近代中國提供的慘痛的曆史教訓。勝利了的中國人民必須不斷加強自己的國防力量，要建設一支強大的國防軍，以捍衛民族獨立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還要有原子彈、氫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的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但他深知，強大的國防力量是要以強大的國力做後盾的，離開了富國，強兵就會成為一句空話。所以，他在《論十大關係》中明確指出，我們要加強國防建設，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正是為了建設強大的國防，“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隻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毛澤東正是把這樣正確地處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辯證關係，作為一個戰略方針提了出來。
從上舉數端，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論十大關係》中所體現的活躍的辯證的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從一定意義上說，學習毛澤東在這方麵的哲學思想和工作方法，對於我們具有更重要、更普遍的啟迪意義。
應當說，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史進程中，特別是在曆史轉折的重要關頭，總是十分重視並善於進行理論思考和理論建設，用正確的思想理論武裝全黨，指導曆史前進。這可以說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個表現。1956年，是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一年，又是國際上的多事之秋。在這種情勢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就成為一個嶄新的曆史課題。毛澤東在深入調查研究並深刻總結國內和國際的曆史經驗的基礎上，果斷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並圍繞這一曆史性課題回答了曆史和現實的、國際和國內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從而為走自己的建設道路奠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論十大關係》正是這一理論成果的重要體現。正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理論建設，使我們在另辟蹊徑的艱難事業中，比較能夠經得住風浪，而當我們出現失誤的時候也比較容易回到正確的思想上來並加以糾正，因而能夠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