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涉及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曆史和曆史經驗這樣一個問題。這是關係到社會主義改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的根本性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如果社會主義的曆史和曆史經驗被否定，現實的社會主義製度將會被顛覆，社會主義改革也將走向反麵。毛澤東主持撰寫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科學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從方法論上回答了正確對待曆史和曆史經驗問題。毛澤東強調要把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與具體經驗（包括錯誤經驗）加以區分，前者屬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性，有普遍意義；後者則屬於體現蘇聯一國特點的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意義。文章指出：“關於蘇聯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它們的國際意義說來，有幾種不同的情況。在蘇聯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曆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方麵。另一部分不具有這種普遍意義。此外，蘇聯還有一些錯誤的失敗的經驗。”文章把蘇聯的基本經驗概括為五條：（一）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織成為共產主義的政黨，這個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按照民主集中製建立起來，密切聯係群眾，力求成為勞動群眾的核心，並且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自己的黨員和人民群眾；（二）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鬥爭從資產階級手裏取得政權；（三）在革命勝利後，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聯合廣大的人民群眾，建立無產階級對於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製度和對於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度，消滅階級；（四）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領導人民群眾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並為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五）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多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這一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對於正確理解和處理共性與個性的關係、正確學習外國經驗、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在提出要“走自己的路”的時候，不但殷切希望黨內要有一批立誌改革的同誌，而且真誠希望“同黨外一切立誌改革的誌士仁人共同工作”。他還從理論上深刻說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點，為社會主義改革提供理論依據。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是既適應又相矛盾，其中適應是主要方麵，不適應是次要方麵，因此，可以通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自覺地調整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不適應的方麵。這就為社會主義改革奠定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同時也表明這種改革是為了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正是有這樣明確科學地認識，使我們能夠在改革中自覺地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胡繩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很有見地的看法：在1956年當我們黨在已經發現蘇聯模式的弊端及其不適合中國國情之後，如果不是另辟蹊徑去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而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蘇聯走，那不僅意味著中國會走上不是那麼健康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意味著中國會成為在蘇聯指揮棒下的一個大的“衛星國”。可以設想，當90年代初蘇東劇變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時，中國也將難以幸免。這雖是一個假設，但卻是以曆史經驗為依據的符合曆史發展邏輯的假設。這個看法無疑是深刻的，但筆者認為對這個看法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如果說另辟蹊徑就可以避免後來的厄運，而事實上當年另辟蹊徑的並非中國一家。拿經濟體製來說，當時除了蘇聯以高度中央集權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製外，還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經濟體製，匈牙利的計劃加市場的經濟體製，這些國家在蘇聯解體時也都全部覆沒。而中國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之後，其間又曾經曆過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大的震蕩，卻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應當說，這是同中國的改革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分不開的。這也深刻說明，把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和民族特點相結合的重要性。
正因為這樣，鄧小平在新的曆史時期指導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多次指明要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這樣兩個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證，並且深刻闡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些重要思想，對於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起了重要作用。這裏需要指出，鄧小平之所以一再強調公有製為主體和共同富裕這樣兩條根本原則，這裏涉及對社會性質的判斷問題，是必須弄清的一個原則問題。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經曆了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對社會形態、社會性質的判斷，是有著共同的判斷標準的。社會是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占主體地位的生產關係決定社會的性質，人類社會正是依據這樣的標準，依次經曆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必須把這個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堅持到底，社會主義社會也同樣是由占主體地位的公有製決定它的性質的。如果否定了公有製的主體地位，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這也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再要求我們必須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和共同富裕這樣兩條根本的社會主義原則的深刻原因所在。我們必須按照這樣的原則規範和調整我們的工作，而不是拋棄這個原則另找出路，那樣的話，就會走到私有化的邪路上去。至於說共同富裕，那確實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本質特征，但共同富裕是屬於分配領域的目標，是由所有製決定的，如果否定了公有製的主體地位，曆史和現實都表明，私有化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這是一個常識問題。我們要充分重視陳雲關於“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鞏固的”重要思想。毫無疑義，堅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是維護中央經濟權威的根本保證。我們要自覺維護公有製的主體地位，維護中央的經濟權威，使我們能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在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我們是不能患幼稚病的。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十七大所闡明的我國基本經濟製度，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今天，全黨和全國人民在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中，同樣要堅持這樣的思想原則。黨的十七大把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成為統領全局的指導方針，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組成部分。我們必須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理論體係的高度，來理解和把握科學發展觀，隻有這樣，才能使科學發展觀得到全麵的貫徹和落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理論體係，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又使之在中國在當代的運用中得到創新發展，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係的科學定位。科學發展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理論體係中所體現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那也就同樣體現在科學發展觀中，貫穿在整個科學發展觀指導實踐的過程，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之義。這一點，在十七大的報告中作了多方麵的闡述。其一，在政治上，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七大報告又一次重申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鄧小平在他晚年還一再強調，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表明了它們的不可分割性，是支撐人民共和國輝煌大廈的四根支柱，動搖了其中的任何一項，就動搖了我們國家的根本和基礎。其二，十七大再一次重申要堅持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這一基本經濟製度，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體現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對這一基本經濟製度的重申和堅持，對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其三，堅持把經濟建設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使社會主義在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上獲得鞏固和發展。其四，在文化思想方麵，既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又從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製和批評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指明了正確方向。其五，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其六，在分配領域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是以公有製為主體的，這不但保證了全國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而且也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現實可能。因此，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體現，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顯著標誌。以上列舉的體現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幾個方麵，正是我們所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理論體係的重要內涵，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所堅持的原則和方向。因而，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中的科學發展觀，自然也蘊涵著這些基本原則，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