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還要特別指出，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采用武力手段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屢遭失敗之後，開始轉換手法，係統地形成了以武力威脅為後盾的“和平演變”戰略。這就是他們要以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為主要形式，企圖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從而達到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目的。當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開始大力兜售“和平演變”戰略的時候，毛澤東最早覺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及時地向全黨全國人民敲響了防止“和平演變”的警鍾。它反複強調，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他特別指出，我們的國家也不太平，還有貪汙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是同他一貫致力於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如何鞏固政權問題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在毛澤東看來，防止“和平演變”，實質上就是要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製度，防止黨和人民政權自身的蛻化變質。從這時起，毛澤東一再指出並力圖解決這一曆史課題。雖然在探索如何保證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中曾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但他對此始終保持的清醒認識和高度的警覺，以及他的一係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考，諸如要警惕和防止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要防微杜漸、拒腐防變、保持黨的隊伍的純潔性等重要思想，仍有著重要的思想價值，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
三
毛澤東提出要進行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是一個需要在長期的實踐中加以探索的曆史性課題。如果說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第一次結合，是在經曆並總結兩次勝利、兩次失敗這樣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才得以完成的話，那麼，黨在新時期麵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新的課題時，也將經曆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一個曆史過程，其間包括將會遭遇到的挫折和失誤，也就是一種並不奇怪的曆史現象。
如前所述，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後20年裏，他所致力於對自己的建設道路和如何避免黨與國家改變顏色這樣兩個方麵的探索，都是圍繞著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這一曆史主題展開的。當然，他為此所提出的那些理論觀點並不都是成熟的和完善的，它們還有缺欠，還不完善，特別是還發生了像“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錯誤。應當看到，任何傑出的曆史人物的巨大功績都是一定的曆史時代的產物，同時又不能不帶有那個曆史時代的局限。這是一切站在時代前麵指導曆史潮流前進的曆史巨人常有的一種曆史現象。還應當看到，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還不長，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時間更短，要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和我國的基本國情獲得全麵的、正確的認識不能不經過艱苦的探索，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毛澤東本人在《十年總結》一文中就說過：“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他說：“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正因為如此，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程中，他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貢獻也往往與失誤相互交織或交替出現；他提出的許多有重要理論價值的思想觀點，有的還不夠成熟，有的處於萌芽狀態，有的未能付諸實施，有的沒能堅持下去。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實事求是地肯定，毛澤東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許多真知灼見，確實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重要準備。同樣，毛澤東對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探索，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曾陷入誤區，但是，他從對蘇共20大赫魯曉夫丟掉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發出的警示開始，繼而又對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作出最早的、明確的回應，並提出了一係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它對於鞏固我國社會主義製度，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意義。
在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我們黨積累了正反兩方麵的豐富經驗。毛澤東上述兩大戰略性的探索，應當說起步是好的，取得了雖然是初步的但是重要的成果。後來由於在指導方針上偏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我國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致使錯誤一再發生。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同能否清醒、正確地認識我國的基本國情相聯係的。當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任務的時候，曾以很大的精力從事調查研究，這使他對中國國情有比較全麵、清醒地認識。比如，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之後，毛澤東明確地把“進入”社會主義同“建成”社會主義區別開來，認識到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還是不鞏固、不完善的；又如，他曾多次用“一窮二白”這樣形象化的語言，來比喻我國底子薄、基礎差、經濟文化十分落後這一基本國情，認識到“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再如，他正確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提出了“階級矛盾已基本上解決，但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的科學論斷，等等。這些都為這時的探索提供了正確的認識前提。但遺憾的是，後來由於急於求成，急於過渡的思想占了上風，特別是政治上又重提階級鬥爭是主要矛盾，違背了中國國情的要求。這種“左”的指導思想和做法，是使後來的探索逐漸偏離正確航道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也是同在社會主義製度確立之後是否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相聯係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不但是探索自己建設道路的目的所在，也是防止“和平演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剛確立不久，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應當說，他這時不僅看到了剛剛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還不完善的一麵，而且看到了生產力還十分落後的一麵，認為隻有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建立起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才能“鞏固我們的新製度”。這時他開始的探索工作無疑都是同這個認識相聯係的。然而，這時的毛澤東對發展生產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還缺乏應有的充分論述，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注意得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特別是隨後不久，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毛澤東改變了關於以經濟建設作為黨的根本任務的正確主張，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這不但使探索自己建設道路的良好開端被打斷，而且還由於把黨內對經濟建設指導方針上的不同意見，錯誤地轉化為頻繁的政治鬥爭，把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導人誤區。這個曆史教訓同樣是十分深刻的。
再者，還同是否有非常正常的黨內生活相聯係。我們黨所進行的探索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這不但要善於集中全黨的智慧，而且還要具有自我調整的能力，這些都需要正常的黨內生活即黨內民主作保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陳雲曾從總結我們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經驗的角度指出，建立非常正常的黨內生活，是使我們的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如果鴉雀無聲，一點意見也沒有，事情就不妙。”這是一個十分深刻的認識，對於我們正確認識毛澤東在20年探索中所經曆的曲折發展的曆程也是很有幫助的。
曆史是最好的老師，它會使後人變得更加聰明。毛澤東在兩大探索中所積累的正麵經驗及其在曲折發展中所提供的反麵經驗，都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中國共產黨具有從自己的錯誤經驗中學習的傳統，我們正是通過對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學習和比較，才獲得對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今天，我們正麵臨由於蘇東演變引發的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和國內正進行的曆史性變革的關鍵時刻，進一步認識毛澤東兩大探索的重大戰略意義，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發展其合理的因素，繼續完成毛澤東提出的進行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仍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曆史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