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法律的公平原則而言，盧梭認為法律不能指定或授權某人屬於某種階級；法律可以規定國家的政體，但不能指定君主、國王或王室人員，因為這些都屬於個別事物，應由公共意誌來決定。這也就是近代的民主觀念，國君由民意產生，而非世襲。
就法律的立法職權而言，盧梭認為，法律既是基於公共意誌產生，絕不會不公正，而人民服從法律則是共同的義務，同時依然擁有個人自由。國王是國家的一分子，他的權限自然低於法律，且無法專權。人民既要受到法律的約束，同時也是法律的製定者。盧梭認為，借著法律的規範管理，並且以公共利益為主旨，國民才能享有平等的權利。他把法治國家稱為“共和國”，他說：“凡合法的政體便是共和政體。”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民主國家的期望。
國家的組成在於人民的公共意誌。盧梭認為一個國家一定要先有一個安定的基礎，而為了使國家處於平衡狀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強固健全的組織，良好的政府才能使國家處於穩固的地位。那麼，維持這種平衡狀態的因素是什麼呢？“自然的關係與法律的完全一致”，立法者必須明確法律的目的及公共利益。盧梭將製定法律的目的分為兩個：一是自由，一是平等。
良好的法律，在不同的民族中，應依照該地的具體情形和人民的風俗習慣來製定或修改，而其最終目的是有益於國家的穩固與持久。
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還特別強調了政府及各種政體的關係。他認為公共的意誌需要一個行政機構來表達，該機構必須在公共意誌下做事，能夠溝通國家與人民的意見。
盧梭將政府定義為：“政府就是介於人民和主權體之間的媒介，使兩者互相交涉溝通，並負責實施法律及維護自由的機構。”政府人員稱做行政官或君主，整個行政團體則稱之為行政當局。可見執政者與主權者之間是一種雇傭關係。主權者對於執政者的權力可以加以限製，也可以收回。政府是依民意而產生的，政府從主權者那裏得到命令並合法施行。
盧梭認為政府首腦應以公共意誌為依據，以公共力為行使政權的力量。所以，如果他依自己的意誌做些與公共意誌毫不相關的事時，他與團體的關係就脫離了，即他違背了民意。如果政府首腦以他自己的特殊意誌濫用公共力量，壓迫人民，社會就會趨向瓦解。
關於政體的種類，盧梭也有明確的敘述，他把政體分為三種：一是“民主政體”，即主權者把政府委托於全體人民或大多數人民來行使。二是“貴族政體”，即把政府委托於少數人手中。三是“君主政體”，即把政府委托於一人之手。他認為小國較適宜民主政體，中等國家則以貴族製最佳，大國則以君主政體為最妥。盧梭讚成民主製度，但依各國的土地廣大而言，無法做到每個公民都參與選舉，隻能實行貴族製或君主製。
盧梭所強調的民主，是指古代市邦的直接民主製度。他認為這種製度很難完全實現，因為人民無法經常共同參與政事。由此可見，他更偏愛於市邦小國，因為這樣的狀態比較適合直接民主。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是當時政治學說的經典之作，他的政治觀點雖然有許多缺點，但其獨特而清晰的理論在後來的法國大革命中，產生了實際的影響，他賦予了抽象的政治理論以實際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