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陳永鎰，他骨瘦如柴卻健步如飛，一身樸素、兩袖清風的形態實在無法和商人聯係在一起；他頭發烏黑發亮，不高的鼻梁上穩穩當當地架著副金絲邊眼鏡，右手中指戴著一枚翠綠色翡翠戒指，這些細節反倒凸顯出陳永鎰儒雅的書生氣質。若不是陳先生提及，我絕不會相信眼前這位聲音洪亮、舉止靈活、答辯自如的老人已年近古稀。對人生和養生的領悟，陳先生說，世間萬物，都有他運行的規律，尤其是人的身心循環，事的是非成敗。如果你明白並順應了這種規律，自會健康長壽，一身風輕雲淡。
或許，正因為一生的滄桑，才練就出陳先生的大徹大悟後的豁達。
或許，正因為曾經對錢財的過於追逐，才有了今天視錢財如糞土的淡定。
或許，把自己的經驗、智慧傳遞給他人，幫助困境中的人過上不困境的日子，幫助大大小小的生意人少走彎路，才是陳先生兼濟天下的抱負和人生下半場活著的意義。
商人——漢正街“一支筆”
1941年，陳永鎰出生在漢口的一個商人家庭，父親陳國棟是當時大漢口響當當的人物，陳國棟開設成記山貨行、成大香煙號和永益煙廠，經營豬鬃、牛羊皮、香煙等生意。陳國棟希望兒子將來成為一個大資本家，特意為他取名為“陳永鎰”。“鎰”是古代一種重量單位，有盈餘富足之意，顯然陳國棟希望兒子成為一名腰纏萬貫的大商人，他在父親經商的氛圍中長大，可最終偏偏違父令而行。
新中國成立初，被扣上“資本家”帽子的陳家不得不將世代經營的成果上交國家，成了徹徹底底的無產階級，而且社會地位還遠不如無產階級。
1962年，二十出頭的陳永鎰高中畢業，因“家庭成分”不好，成績優越的陳永鎰與象牙塔無緣。家境窘迫，陳永鎰卻不想當兵更不想做商人，他日日斟酌文章，進出報社，做著在當時不能為家裏賺一分錢的“文學夢”。
一天，陳永鎰興奮的跑回家，拿出一份報紙擺在父親麵前，“爹，我的文章上報了！”陳永鎰滿臉的興奮換回的卻是父親恨鐵不成鋼的責備：“家裏窮得揭不開鍋了，你折騰這些有什麼用？”
夢想與現實的尷尬對峙，讓陳永鎰頓時明白：精神追求必須建立在物質富裕的基礎上。陳永鎰的文學夢暫時擱淺。
1980年，市政府批準恢複漢正街市場的第二年，背負養家重擔的陳永鎰向親戚借了80元錢辦了營業執照，赤手空拳闖入漢正街。80年代初，漢正街的個體戶“以路為市，以地為攤”。陳永鎰在漢正街新街的十字路口旁放張竹床當貨攤，扯塊塑料布當雨棚，進出貨全靠自己手提肩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折騰十幾二十個小時，一年365天，天天如此。
那時個體戶地位卑微，直到1984年陳永鎰摸爬滾打成為漢正街為數不多的“萬元戶”後，他才覺得有了挺直腰杆的資本。和其他“萬元戶”不同的是，他從不亂花一分辛苦錢。到滬寧蘇杭采購舍不得坐飛機，乘火車也都買硬座。已相當富裕的陳永鎰和其他個體戶不一樣，他並沒有沉醉於物質享受，而是重拾筆杆，讓擱淺已久的文學夢重新起航。
提起再次叩響報社大門，陳永鎰對那次笨拙而執拗的經曆充滿感慨：1987年的一天，陳永鎰遲疑地走進報社編輯部，忐忑不安的遞上自己的稿子，報社編輯接過稿子讚歎：“稿子指導顧客購衣，很實用啊，可以見報，不過——”編輯指著落款處的一枚公章“這公章嘛，以後就不用蓋了！”陳永鎰懸著的心總算落下地來，望著編輯連連點頭。原來，陳永鎰害怕報社不接受個體戶的投稿，硬是求著某國營酒店的負責人幫忙蓋上公章，讓稿子變成了“公家的”。
從此，陳永鎰一發不可收拾，向省市各報刊積極投稿，他投稿的幾家報社反過來又報道了他，湖北電視台、武漢電視台更是為其做了專題報道。一夜間，陳永鎰再次以文人身份名揚萬裏，成為漢正街的“一支筆”，有關他商海弄潮、叱吒文壇的美談使其成為全國罕見的商文“兩棲人”。
漢正街“一支筆”——財商撰稿人
1987年，陳永鎰在武漢經營的皮服店已多達6家，這種經營規模放到現在都是不得了的事，他成為了家喻戶曉的“皮服大王”。
陳永鎰並無經營皮服的經驗，也無做皮服霸盤的實力，但他卻做得最成功，這讓很多同行後生迷惑不已。
事實上，陳永鎰剛開始做生意時也糟透了，簡直就是兩眼一抹黑，心中沒有譜。“別人賣什麼我就跟著賣，結果我的攤成了雜貨攤，襯衣、褲子、馬甲、毛衫應有盡有，就是一件都賣不出去！”後來他想，總跟著別人走肯定賺不到錢，得走在別人前麵。“後來我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適時推出‘單打一’服裝。比如，我84年專賣人造革夾克，87年專營羊皮夾克，92年專營女羊毛衫，94年流行高彈踩腳褲，我就專營這個……”陳老說這叫“一招鮮，吃遍天”，陳永鎰做生意的超前思維與對商機的敏銳嗅覺讓他先人一步邁入了成功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