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那麼，誰是榜樣？無窮的力量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這樣的力量對社會有什麼意義？我們現在還需不需要這樣的力量？
“榜樣”通常是通過新聞媒體傳播的，是以典型報道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典型報道既是新聞界的老話題，也是近些年來的熱門話題，還是眼下新聞媒體麵臨的現實問題。
上個世紀40年代初，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了一個普通勞動者“連年開荒多打糧”的事跡，產生了極大的轟動效應。由此，典型報道登上我國新聞的大舞台。
伴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曆史階段，典型人物報道在各個曆史時期都發揮了典型示範、精神激勵、輿論引導的重要作用，成為中國新聞媒體一道獨特的亮麗風景線。
當曆史的腳步邁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典型報道引起了人們的議論：似乎典型人物報道這種新聞報道方式過時了，社會不再需要典型人物了；在有些人眼裏，那些被載入中華民族英雄史冊的典型模範人物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輝……
然而，典型報道的影響力日漸衰弱，這是不爭的事實。盡管新時期的典型報道呈現出“繁榮”景象，許多典型人物在社會上產生了比較大的反響，但是已經不能與雷鋒、焦裕祿這樣的典型效應相提並論了。在信息發達、傳播手段先進的今天，為什麼典型報道的影響力卻大不如以前了呢？問題出在哪裏？
在利益主體多元、思想文化多元的社會條件下，典型人物報道如何更好地體現時代要求？如何更好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增強親和力、說服力和感染力？如何更好地發揮典型人物報道的精神激勵作用？概括起來說，典型人物報道與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存在怎樣的聯係？
確實，關於典型人物報道的諸多問題有待進一步思考和探討。
（一）典型報道概念的界定
與西方媒體相比較，典型報道是“中國特色”，頗具“中國風格”。專家學者對典型報道的概念從多種角度做了如下界定：
《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卷》認為：典型報道是對社會生活具有代表性的、有普遍意義的事物所做的新聞報道。通過對典型人物、事件、問題、經驗的剖析，教育人民，指導工作。典型報道多數是正麵宣傳先進的人和事，也有對反麵典型的揭露和批評。先進典型人物報道是中國新聞傳播工具常用的報道方法。
劉建明認為：“典型報道是新聞媒介選擇事實、強調新聞事實社會意義的報道方式，多表現為經驗新聞、先進人物新聞。典型報道是宣傳報道方式，即為了達到宣傳推廣的目的才在同類事物中選擇典型的事例。”
童兵認為：“典型報道是指對具有普遍意義的突出事物的強化報道。普遍意義，是指代表事物的麵要寬，影響要大，包含思想意義、教育意義、借鑒意義，有無代表性和普遍教育意義是能否成為典型的基礎；突出，主要是指同類事物中最先進的事物，也包含一些轉化型的事物，以及少數最惡劣的事物。典型報道的強化，有些是根據上級當時的中心工作或受眾的反映，由新聞機構著意形成的；有的是由於某些事物備受青睞，引起各新聞機構共同注意而形成的；還有的是上級主管部門或主要負責人指定的，認為某人某事某機構具有推廣意義而令新聞傳媒共同突出報道。”
張威認為：典型報道是“正麵報道最有代表性的形式或曰高級形式”，“其對象是先進集體和先進人物，其作用是以他們為楷模教育人民；在報道形式上，典型報道篇幅較長，精雕細刻，配合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由於報道者濃鬱的教化意識，報道中的議論、宣傳等主觀色彩異常強烈，鼓呼興歎，此起彼伏；有時它采用連續報道的樣式。典型報道一般代表黨和政府在一個時期向人民指引的方向，它有時甚至是自上而下布置下來的政治任務”。
聶茂、張靜認為：“典型人物報道是指對一定時期一定範圍內湧現出的最具突出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進行的重點的集中的報道，通過對具有普遍意義的個別人物的剖析，彰顯普遍性的觀念和價值，用以指導工作、教化民眾。典型人物報道包括典型個人報道和典型集體報道。”
“典”者，標準、法則也；“型”者，模型也。從現代語意上講，所謂典型，即指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件，是同類事物具有的、比較完美的、接近“理想”狀態的範式。“榜樣激勵”、“楷模示範”、“規範他人行為”等等是“典型”語意的引申。
新聞典型報道中的“典型”一詞，是從文學典型中借用過來的。新聞界普遍可以接受的“典型”定義是：典型是同類事物或人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個別事物或人物。這個表述和文學典型的定義相同或基本接近。文學典型與新聞典型確有相同之處，都強調典型個性和共性的統一；都強調典型是一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從某個側麵體現時代精神；都強調受眾的主體意識對典型的製約，沒有得到受眾認可的典型就沒有生命力。
當然，文學典型與新聞典型的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文學典型是虛構的，新聞典型則必須真實，包括細節的真實；文學典型是塑造的，新聞典型則是以事實為基礎的素材選擇；文學典型可以是多側麵的，而新聞典型基本是“兩極”或主要以正麵典型為主；文學典型是指人物（如魯迅筆下的阿Q），而新聞典型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工作經驗或典型事件；文學典型具有文學的特性，而新聞典型具有新聞的特征。新聞典型具有真實性、代表性、思想性和時效性的特點。其實，兩者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文學典型中的“典型”是藝術形象，而新聞典型人物報道中的“典型”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真實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值得敬佩的人。“先進典型”就是人們常說的時代先鋒、社會楷模。毫無疑問，宣傳先進人物典型也就是樹立榜樣。
概括起來，所謂典型報道，就是指新聞媒體在一定時期內，對具有代表性和突出意義的人和事進行的重點報道。典型報道包括典型人物報道、典型經驗報道和典型事件報道。典型報道的形式主要有通訊、特寫、消息、連續報道、組合報道等。
本書討論的典型人物報道，主要指報紙主流媒體（包括各省黨委機關報）的新聞典型人物或先進典型人物的報道（以下簡稱“典型報道”）。
（二）典型報道的曆史演進
作為一種新聞報道方式，典型報道已經走過了近70年的曲折發展曆程。每個曆史時期，新聞媒體都報道了大量的典型人物，從新聞的視角記錄和構建了當代中國的曆史。
許多專家、學者對我國新聞界典型報道的發展曆程做了梳理，盡管劃分階段的角度不同，但線條基本清晰。這些基礎性的研究，為進一步探索典型報道問題創造了條件。本書認為，我國新聞媒體的典型報道經曆了上世紀40年代的初興期、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的鼎盛期、“十年動亂”中的畸變期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創新發展期。
初興時期的典型報道
上世紀40年代，被專家、學者稱作典型報道的“初創期”、“初興期”、“崛起期”。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階段。由於日軍的殘酷進攻和國民黨的封鎖，加之華北連年的自然災害，抗日根據地物資奇缺，財政經濟和軍民生活極端困難。為了戰勝嚴重困難，堅持敵後抗戰，黨中央先後提出了十大政策。在這些政策中，開展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是兩個中心環節。
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黨中央強調把反映根據地軍民艱苦卓絕鬥爭的報道放在報紙的重要地位。《解放日報》率先改版，記者紛紛深入群眾，調查尋訪，一批勞動模範被發現，走上了報紙的版麵。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模範農村勞動英雄吳滿有》的消息，反映吳滿有響應黨中央號召多開荒、多打糧的事跡，這是中國新聞媒體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典型報道，勞動模範吳滿有是中國現代新聞史上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典型人物。
毛澤東看到報道後，立即發出號召，要求邊區農民向吳滿有學習。在報紙的廣泛報道下，吳滿有成為邊區大生產運動的一麵旗幟。同年9月7日，《解放日報》刊發了記者張鐵夫、穆青采寫的通訊《人們在談說著趙占魁》，讚揚趙占魁在工廠吃苦耐勞、工作負責的精神，他成為當時產業工人的典型人物。《解放日報》還先後宣傳了劉建章、王克勤等先進個人和南泥灣大生產、南區合作社等先進集體典型，發表此類消息和通訊達3000多篇，對於發動群眾、推動生產發揮了重要作用。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報》上出現過的模範人物就多達600多名，並由此掀起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勞動競賽運動。
此後，《解放日報》還刊登了大量歌頌八路軍、新四軍和遊擊隊戰鬥英雄的戰地通訊、特寫和戰鬥故事。新華社也大量報道了戰士浴血奮戰的英雄事跡，劉胡蘭、董存瑞、張思德、狼牙山五壯士就是在這一時期被推出的英雄典型。對這些模範人物和集體的大規模宣傳報道，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典型報道在這一時期開始真正成為黨的媒體的重要報道內容。“這種典型宣傳規模之大，範圍之廣，為以前中共黨的報刊史上所僅見。”
綜觀這一時期典型報道，有這樣幾方麵的特征。
其一，典型報道有著鮮明的目的性和指導性。刊發大量典型人物報道的目的是配合黨的中心工作，為當時的政治路線和工作任務服務，樹立典型就是樹立人們學習的榜樣。報道吳滿有的記者莫艾在《模範英雄吳滿有是怎樣發現的》一文中說：“找一個模範的而且是為眾所公認的農村勞動英雄，很不是件容易的事。自從春耕運動開始以來，我們就在農村中尋訪這樣一個對象，好介紹出來，讓大家向他學習，向他看齊。”“典型引路”的工作方法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充分展現。
其二，典型人物都是普通民眾，人物真實可信、親近可學。典型人物多以普通的勞動模範、戰鬥英雄為主，他們是革命戰爭的主體，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的是吃苦耐勞、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不怕犧牲的精神。這些典型是“黨的指示、方針的活模式”。
其三，報道內容單薄，文風質樸，文字樸實無華。穆青回憶當時的人物通訊時說：“現在看來，內容比較單薄，文字比較粗糙。特別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寫的那些東西，多是在戰地和行軍途中采訪的，在田頭地邊於膝蓋上急就而成，其中有一些更是作為電訊發出的，實在容不得更多的思考和認真的推敲。”典型報道的形式也僅限於消息、通訊和社論，受當時條件的限製，圖片運用得很少。
初創時期的典型報道效果顯著、影響廣泛，與當時的小生產傳統和文化心理積澱密切相關。吳滿有“連年開荒多打糧”的事跡，看得見、摸得著，這對信息封閉、文化水平不高，當時還處於小農經濟條件下的大多數農民受眾來說易於接受，效果明顯。但其潛在的“政治圖解”、“政策圖解”的報道理念、簡單化的報道方式，特別是由此形成了由黨的主流媒體負責典型報道的推廣、組織和發動群眾學習的模式，對後來黨的主流媒體的新聞實踐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值得深思的是，典型報道真實性的問題在它的初興時期就暴露出來了。針對當時典型報道出現故意誇大、吹噓的問題，1944年新華社總社在給各地分社的電報中指出：“新聞的真實性關係黨的宣傳工作的信用，應引起最大的注意，在新聞宣傳上，我們同樣應有實事求是態度，無論是發揚成績或檢討錯誤，都應老老實實講求分寸，不應故意誇大吹噓，尤其是戰績和統計數字的公布，更應可靠和一致。”在典型報道的初興時期，新聞媒體就嚴肅地提出新聞真實性的問題，反映了黨領導的主流媒體對新聞規律的自覺認識，在今天看來這也是十分珍貴的。
同時，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典型報道影響力的擴大，增強了黨的主流媒體的指導性、權威性。“經過報紙的公布，使大家效法好的經驗，對於壞的經驗，則有了‘前車之鑒’。這樣報紙對於運動的指導作用也就加強了。”隨著配合黨的中心工作的典型人物的大量湧現和廣泛傳播，新聞媒體在受眾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黨報的文章成了不蓋章的“文件”。
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的典型報道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這十七年，是典型報道的“順利期”和“曲折期”、“鼎盛期”和“探索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揭開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作為中國人民革命取得勝利的領導者、組織者的中國共產黨，成為在全國範圍執掌政權的黨，肩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生活的重任。伴隨著新中國克服了前進道路上的一個又一個障礙，典型報道繼承和發揚了延安時期典型報道的傳統，延續了初興時承載的政治功能，既創造了輝煌，也經受了曲折。
與時代背景相契合，典型報道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和政治路線的緊密聯係，其順利、鼎盛集中表現在對抗美援朝、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克服困難的新聞報道上，曲折和探索集中表現在對上世紀50年代後期“大躍進”的新聞報道上。
抗美援朝時期，湧現出了典型報道的名篇之作。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隨後，美軍在仁川登陸，截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進部隊的後路，將戰火燒到我國東北鴨綠江邊。10月8日，毛澤東發布命令，將東北邊防軍組建成中國人民誌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開赴朝鮮作戰。許多新聞記者隨軍赴朝，進行戰地報道。受戰爭環境、通訊條件的限製，采寫和刊發時效性強的戰地消息十分困難，而通訊、報告文學等新聞題材得到了廣泛運用。短短二三年時間，《人民日報》等全國報刊發表了數以千計的通訊報告作品。其中，湧現出了典型報道的名篇，如《不朽的楊根思英雄傳》、《偉大的戰士邱少雲》、《祖國的好兒子黃繼光》、《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羅盛教烈士）》、《誰是最可愛的人》等，“最可愛的人”在社會被廣為傳誦，調動了全國人民的情緒，有效地配合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開展。
步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典型報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新中國的成立，人民當家做主，一個期盼已久的、統一的新國家展現在人們麵前。嶄新的、充滿活力的政治製度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民眾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勝利的鼓舞、翻身的喜悅，使全社會的廣大工農勞動群眾、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激情燃燒，建設新國家的熱情十分高漲，中華大地萬象更新。政治上的高度統一、經濟上的高度集中、文化上的高度一致，這樣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曆史條件，為典型報道創造輝煌奠定了基礎。在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後，國家提倡利用典型報道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宣傳。一批先進典型人物大量湧現，如對工業化進程中的孟泰、王崇倫、郝建秀、王進喜、馬恒昌、張明山、向秀麗等，農業合作化進程中的耿長鎖、李順達、任國棟、楊顯廷、郭玉恩、王玉坤等典型的廣泛宣傳，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上世紀60年代上半期，“媒體推出了一批有影響的典型人物，雷鋒、焦裕祿、邢燕子、吳吉昌等典型個人，南京路上好八連、大寨、大慶等典型集體……”以雷鋒、焦裕祿典型人物為標誌，典型報道的社會傳播效果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巔峰，雷鋒、焦裕祿成為典型報道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典型人物。
上世紀50年代後期的幾年間，極“左”思潮蔓延，反右鬥爭擴大化、“大躍進”的發生，給新聞宣傳帶來了巨大負麵影響，突出表現在典型報道誇張、虛假的失實報道上。在政治高壓下，典型報道不斷放出“糧食高產衛星”、“鋼鐵產量衛星”，對極“左”的思想路線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綜觀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間十七年的典型報道，呈現的是“U”字形的發展曲線。如果把抗美援朝的典型報道和上世紀60年代初雷鋒、焦裕祿的典型報道看作兩個高峰的話，那麼，“大躍進”、“反右”時期的典型報道則處於兩個高峰之間，處於這個曲線的底部。
然而，這一時期“典型引路”的觀念卻得到進一步強化。1953年1、2月，毛澤東在起草黨內指示時，要求在報紙上揭發壞人壞事，表揚好人好事，“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該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在開展反壞人壞事的廣泛鬥爭達到了一個適當階段的時候，“就應該將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調查分析和表揚，使全黨都向這些好的典型看齊，發揚正氣，壓倒邪氣”。同年3月，毛澤東批示：“簡報上的許多材料，都應當公開報道，並發文字廣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響運動的正確進行。……好事例及各地的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應當公開報道。”1954年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明確提出：“報紙應該積極支持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的一切創舉，注意宣傳推廣生產中的先進典型和重要成就。”在這些思想的作用下，“這個時期的典型報道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得到發展，報道觀念得到了強化，典型宣傳的主要目的是給受眾提供一個照著做的範例，可模仿性和可操作性是這種典型的第一要求，因此基本選擇了與人民大眾貼近的模範人物”。這一時期的典型報道在黨的新聞工作中占據重要位置，典型報道成為衡量媒體宣傳質量的重要標準。
這一時期的典型人物基本屬於自我修養的道德完善型。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貧窮落後，客觀上需要用艱苦奮鬥、埋頭苦幹的精神激勵人們建設家園。政治上的高度統一、經濟上的高度集中，使人們的思想認識趨於一致，社會的規範和典型示範具有“魔彈”般的效應。正如陳力丹所說：“隨著思想掛帥、突出政治的政治形勢的發展，其中倫理道德的色彩更加強烈了，原有的典型報道的單一思維，愈發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革命和反革命等等政治範疇納入公與私、善與惡、愛與恨的對立和鬥爭中，道德的觀念、標準、義憤日益成了現時代的政治內容。對舊社會黑暗的憎惡和對未來理想的向往，喚起和培養了對革命、道德、自我犧牲精神、集體主義的熱情與信任。”這時期的典型人物大都吃過舊社會的苦，感受到新社會的甜。他們階級立場堅定，對黨和國家充滿感情。他們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忠於職守、克己奉公，成為道德修養的楷模，新社會倡導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公而忘私、利他助人的價值理念在他們身上得到了生動、鮮活的體現。
另外，這一時期的典型報道已經不滿足對典型人物“事例”的串聯，不再追求質樸和平鋪直敘，而是注重對典型人物精神境界的提煉和概括，由此典型人物出現“神聖化”的傾向。如雷鋒“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生活儉樸得到了濃墨重彩的描繪，而他有英格牌手表、皮夾克、毛料褲的事實被新聞報道“合理”地舍棄了。
在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的典型報道發展進程中，圖解政治、公式化、絕對化的弊端已經悄然生成。盡管當時人們還沒有警覺，但在而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典型報道演化成“高、大、全”和“假、大、空”，典型報道的公信力受到重創。
“十年動亂”時期的典型報道。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後期，典型報道進入“畸變期”、“傷痕期”、“悖論期”。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以來，黨內“左”的思潮膨脹，導致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與此同時，“中國的報紙、廣播和電視，完成了從新聞到‘階級鬥爭工具’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