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襟飲酒，放眼讀書”。是清代才子袁枚所語，道盡了詩酒風流。
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古代仕途失意的讀書人，與外域的學人總有些不同。除了不得不去讀經之外，還要抒發性靈、縱情山水，也就是時有入世之念。在唐宋之時，學人甚至掛三尺劍、陸離於腰間，除了儒風之外，又添了許多的俠氣。李太白的劍術是極可以稱讚的，陸放翁畢生耽念的就是上馬擊胡。這是說讀書人不可能隻讀書。
在舊時，大丈夫除了在亂世可以憑著武將甚至屠戶與土匪出身覓侯封官之外，盛世之時隻好借讀書來謀個前程，且不管你願不願意去讀。說起作官，晉時隻重門閥，而唐之後便是科舉了。然而曆代的君王有哪一個隻看重學問而擢拔官吏的呢？攀龍附鳳、賣身投靠、互相傾軋這些官場上的齷齪總是免不了的。於是讀書人、特別是耿介中正的讀書人就永遠在潦倒。在遭受了種種挫折以後，文人自然要尋找另外的慰藉了。這就是所謂的出世之念。
正像“儒道互補”一樣，入世與出世總是畢生折磨中國讀書人的兩大課題。依照儒家教義，學而優者理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像一條鏈環一樣，將個人與家庭、家庭與政府都井然有序地結合在一起。又將個人的學養操行和社會的需求聯係在一起。但能夠輔助君王經邦濟國的還是少數，多數不得意的儒生除極個別賢人像屈原那樣憤而自決之外，隻能謀其它的出路。那麼道家的觀念此時便能出來拯救這些失意者。道家重生而輕利、崇尚自然而鄙夷人世利祿。這種觀念對仕途上的敗者既是一種安慰又是一種堂皇的借口，表示官這種東西，並不是當不上，而是不屑於當。於是又有一句話可描畫出知識分子的心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其實出世者未必真的能出什麼世，出了官場（或被擠出了官場），則入風月場、或者什麼別的場。宋朝有名的詞人柳永在屢試而無法及第的情況下，便與眾多妓女們搞起了橫向聯合，並憤憤然寫下“忍把浮名，換取淺唱低吟”的不滿言論。這詞傳到皇帝老子那裏，龍顏生嗔，說你小子既鍾情淺唱低吟，又圖什麼功名呢？此語即出，等於宣告柳詞人被剝奪做官權利終身了。但柳永最倔，自號是“奉旨填詞柳三變”。在種種唐突滑稽之外，總能看出文人沒有出路的淒涼。
在外國，像荷馬這樣的行吟詩人、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這樣的哲學家；像做過大教長的斯威夫特，做發明家的愛迪生，兼做發明家和政治家的富蘭克林，境遇似乎好得多。至少他們在不作官或做不了官的時候尚有事情可做。而中國的儒生如不被權貴賞識，幾乎就一無所長了。本來像農耕、桑麻、機械、水利這些事體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特別是維係中國這樣一個曆史悠久的農業大國的命脈所在，但讀書人極少問津，因為怕被人所瞧不起。而中國對世界科技史貢獻最大的四大發明，也屬於技術一類。這在過去被斥為機巧，以為是同巫術同樣蠱人心智的左道旁門。
如此，中國的讀書人除了詩文書畫之外，畢生相隨的唯有讀書與飲酒，這已沿襲成為文化傳統。中國文學史上最善飲者，首推李白。他自己也毫不客氣地認為“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喝到了什麼程度呢？“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不獨李白，就連素來謹嚴的杜甫在用小米飯和韭菜招待衛八處士的造訪時，亦是“一舉累十觴”，豪飲得很。
從讀書可見文化人對事業的敬重與理想的不滅，而飲酒可窺他們心中的苦悶與浪漫的情懷。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特征。
讀書與飲酒，都不在於量的大小，也不在怎樣的讀法與飲法。在這裏，它是一種心靈的徽記和文化的標誌。俄羅斯人善飲者多是船工與囚徒，蒙古人的醉漢隻在牧人與獵手，這隻是生存需要。而在中國落魄的書生中，這是心靈的需求，同讀書一樣，步入詩意化的人生。
飲者的最高境界是敢醉，這如佛家的忘我一樣，既要有勇，而且要有智。那麼開襟飲酒，如何不是令人神往的大氣？而讀書不僅在多讀、善讀，還在博覽。什麼書都讀，似有些盲目，然而胸中有數，遍閱群籍總是有益的求知。而放眼讀書，在前賢看來，不僅是求知，而且是難得的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