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研究中國藝術而言，得意忘形是一句飽含禪機的妙語。
在造型藝術中，無論繪畫、書法、雕塑、篆刻或是建築，都有形與意這兩個互相關聯的要素。形是訴諸於人們感觀的事物外象，無形之物很難說是什麼東西，不僅難於表現，而且難於欣賞。譬如風，是可感而不易繪的自然現象。但“吹皺一池春水”便可成為其形。
但是對一個藝術家來說，徒具其形的作品並無意義。你費兩月之時畫三個蘋果，哪如花兩元錢買來的真蘋果更圓潤更富色彩呢？還能吃。
中外美術之所以成為人類重要的精神財富受到珍視並繼續發展下去，不在於它畫了什麼我們沒有看過的東西，也不在於它畫得多麼像，而在於它富有“意”的含蘊，用現代話說是富有思想內容、時代精神與藝術家主體的旨趣。
可是光有對“意”的把握，而無“形”之相隨，亦無藝術可言。海明威對大海內涵的體會深矣，卻畫不出油畫《九級浪》，就像古巴的漁人比海明威更了解海，卻寫不出那個拖一具龐大的鯊魚骨架回到岸邊的桑地亞哥的悲愴故事一樣。
這裏又有藝術門類的區別和人對藝術手段掌握的問題。
而我所說的這番話亦不是重複內容與形式相輔相成這樣一種老調子，因為創作本身遠比一種哲學的歸納更為複雜。
譬如請百名操油畫的畫師在同時同地畫同一海麵，那必然有百幅迥然相異的海圖。畫家的秉性經曆意趣與技巧不同，畫便不同。
那麼內容與形式就不簡單是誰服務於誰的問題了，人的主體特征可說是藝術中的首要因素了。
說到中國藝術，我們都承認其大力表意的獨特個性。雖然中華民族是最講實際的民族，但其藝術趣味卻在像之外的神韻。
如中國並不出產獅子，該物卻是民間石雕藝人的最擅題材，它們廣布海內的官衙寺院。石獅之形與它在非洲的“兄弟”大不相同，獨具中國特色，可謂“得意”。
再如朱耷所製飛禽，寥落幾筆，一個慣翻白眼的明末遺族的憤世情緒已經躍然紙上。像不像鷹不重要，得意便可。
這種藝術的極致是草書，線條翻飛而直追造化，如酣醉上馬，似劍舞八荒，何拘於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