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在聽了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之後，竟撫在柴氏的背上哭了。在俄國的藝術家中間，把自己的淚水拋灑在別人衣衫上，是向對方的創作表示一種敬仰。
吾國的白居易先生，官拜諫議大夫，也是朝廷的大官。他聽了月夜輕舟嘈嘈切切的琵琶聲之後，淚水竟也濡濕自家的“司馬青衫”。
這是說“可歌可泣”極合人情。
音樂這東西，無論吹拉彈唱，總在演示人之心聲。孔子調教弟子的“六藝”中，除了駕駛馬車、射箭之外，亦有音樂一項。這位極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又“食不厭精”的孔夫子，在聽了韶樂之後，可以“三月不知肉味”。這說明音樂不獨使人泣，又能棄絕口腹欲念甚至減肥了。
歌與泣的關係還有一個例子是莊子在《大宗師》中說的，子桑戶去世之後，他的莫逆擴友孟子反和子琴張兩位老人家坐在死者身旁，意氣風發地彈琴而歌：
“子桑戶你可真有福，一撒手就啥也不管嘍，歸呀麼真啊又返璞，把我們丟這塊兒遭罪受苦。”
這可謂是以歌代泣了，是莊子極灑脫極達觀的藝術化的說法。莊太太去世之後，他也曾鼓盆而歌，讓好多吊唁的人們目瞪口呆。
古詩詞中曾有“長歌當哭”的說法，人若悲憤至極，哭已不能化解胸中塊壘，便要以歌來舒釋之。
然而可歌與可泣除了人我之間情感的轉換之外，又能區別創作題材的不同選擇。
可歌者，不妨作大眾文學或浪漫主義手法觀之。平湖秋月、崇山峻嶺、喜劇小品、模範事跡，均宜以歌歌之。這說的是宣傳。
可泣者，則多是殷實厚重的巨製或矚目人生的憂患之作。情發於中，已然難禁，令人掬一把熱淚祭之奠之，就成為打動人心的力作了。
兼有可歌可泣功效的作品，必屬史詩。
人們久已呼喚史詩，這是對英雄的讚美，又是對社會的全景嘹望。
除非時代需要英雄，除非全社會人的血液中都奔流著那麼一種激情，不然史詩難以產生。文藝的悲哀是那種既不可歌又難可泣的平庸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