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唱夫隨第四課
我懷著淒楚的心情從香港回到武漢時，武漢已在日寇包圍之中：我隨機關撤退到長沙、桂林，隨後又受命再去香港籌辦對外宣傳畫刊《今日中國》。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派宋的秘書廖夢醒大姐來找我，說孫夫人要為延安國際醫院籌措一筆購置醫療器材的基金，特邀一位從英國來港的華僑舞蹈家戴愛蓮舉辦表演會，希望我在宣傳方麵給以支援。廖大姐告訴我，我很熟悉的一家跳舞廳，晚上營業，白天閑著，戴氏就利用這條件，每天上午到舞廳去編舞練舞。廖大姐希望我約個時間去和戴氏見見麵，並從旁觀察一番，畫點速寫，為她的舞蹈晚會設計一張海報。
我如約去了。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卻舞技嫻熟。她操一口英語，中國話根本不會說，我這隻有中學程度的英語如何應付得了？沒辦法，隻好通過打手勢、畫圖畫來交流思想。一個星期以後，我和戴愛蓮成了熟朋友。我介紹她又認識了一些文藝界人士，並帶她到香港仔、筲箕灣等地遊覽，幫助她接觸更廣闊的天地。經過這許多活動，我的英語口語日漸長進，已可以慢慢地和她對話了。她告訴我，她初到香港時，隻能和英語階層交往，我是她所認識的唯一來自抗戰大後方的中國人，她對我有特殊的親切感。我也告訴她，在她之前，我從未與土生華僑有過交往，更沒有和華僑藝術家接觸過，但我覺得和她很合得來。大約過了半個月光景，我倆之間即由“社會人”的關係升華到“生物人”的關係，開始談情說愛。當然，主動權在女方，男方無法抗拒。
我們之間感情發展如此迅速，一個重要契機是在九龍半島酒家舉行的戴愛蓮舞蹈表演會。我為它盡了最大努力，既當舞台監督，又兼服裝管理，還請來一位話劇團的朋友管燈光。廖夢醒大姐則是前台經理。我們三個“義務勞動者”辛勤工作，幫助戴愛蓮為祖國抗日的神聖事業獻了藝，籌了款；也為保衛中國同盟完成了一大政治任務。
表演會之後，戴愛蓮告訴我，她想去延安，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獻身。我說，我為《今日中國》的繼續出版問題，也正要去重慶向政府請示，我倆可以結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確我倆之間的關係，先結婚，再上路。愛蓮高興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連連親我，我當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個梁白波，卻又從天上掉下來一個戴愛蓮，丟失了的藝術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讓人興奮！
愛蓮為組織我們的小家庭積極奔忙。她在一個印度人家裏租到一間房，精心布置了一下，就算作我短期的“窩”。宋慶齡主動當我們的主婚人，在她自己住處舉行了一個宴會，宣布我和愛蓮結為夫婦。參加宴會的有保衛中國同盟成員愛潑斯坦、廖夢醒、柳無垢、巧茉萊和《今日中國》的丁聰、劉邦琛。宴畢，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門之間的漁島“長洲”上去度“蜜月”。三天後回香港，在我們的新居又舉行了一次茶會，招待雙方親友，參加的有愛蓮的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還有我在香港文藝界的朋友夏衍、馬國亮、張光宇、張正宇，鬱風、黃苗子、盛舜、丁聰、劉邦琛和馮亦代。這一年，我33歲，愛蓮24歲。
一周後，我和愛蓮踏上了返回祖國大陸的征途。我們先搭船到廣州灣的赤坎鎮，然後起岸步行。我為愛蓮雇了一乘涼轎，一路連宿遂溪、廉江、陸川三站，然後換乘單車尾直奔廣西的玉林、貴縣。在貴縣換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再乘火車沿湘桂鐵路到達桂林。這一路水陸兼程，艱苦備嚐，愛蓮卻覺得十分新鮮有趣。在桂林受到歐陽予倩的熱情接待，他請我們看了廣西地方戲——桂劇的演出。愛蓮初次接觸中國戲曲中的舞蹈身段即愛得入迷，當即立下了學習祖國舞蹈的決心。
三天後我們離開桂林赴重慶。先乘火車再換長途汽車，一路顛顛簸簸又走了五天。若從離開香港算起，已走了半個多月了。幸虧我倆都還年輕，精力充沛，所以，當重慶的朋友們從長江北岸趕到南岸來迎接我們時，我們依然精神抖擻。
到了重慶，老朋友們把我倆團團圍住，說要看看葉淺予憑了什麼魅力。“騙”來這樣一位華僑舞蹈家。愛蓮見他們唧唧喳喳，她一句也聽不懂，就目瞪口呆地問我，朋友們在議論什麼？我實話告訴她，說他們懷疑我是使了騙術把你騙來重慶的。愛蓮急了，忙用英語回答說：“不，不，是我心甘情願嫁給她的，他是個好人！”朋友們都哈哈大笑。事後愛蓮悄悄對我說：“在香港時，我隻認為你是個有才華的畫家，到了重慶，看見你有那麼多藝術界朋友，才知道原來你是中國有名的畫家，我真高興！”我說：“你看了那麼多東西，走了那麼多路，可知道你才走了中國西南部的一個角？”她大惑不解，問我，若去延安，是不是還要走這麼遠？我說，豈但是遠，路還不好走。說不定半路被截住，送你回重慶哩。愛蓮似信非信，催著我趕快去找周恩來，她說她有一封宋慶齡寫給周恩來的信，信中會向周恩來介紹她想去延安的意願。
我在武漢時期，是政治部三廳成員。那時國共聯合抗日，周恩來在大本營政治部任副部長，負責指導三廳的文化宣傳工作。後來大本營移駐重慶，蔣介石翻了臉，把共產黨撇在一邊，政治部換成清一色國民黨的天下，三廳也變了顏色。我一到重慶，新任廳長就把我召去，問這問那，特別問我是不是國民黨員。我說不是，他說這可不行，《今日中國》將另派別人接辦。你馬上回去辦移交。我本來就不想幹，順水推舟遞上辭呈，不久就獲準了。這期間，周恩來在化龍橋八路軍辦事處接見我和愛蓮。他非常誠懇地告訴我們，大後方更需要我們，希望我們留在重慶工作。我覺得此說有理，便說服愛蓮暫時不去延安，留下來。努力在重慶打開局麵。
就在此時，日寇向重慶發動了連續一周的疲勞轟炸。每天二十四小時，晝夜不停地向重慶傾瀉炸彈。我和愛蓮原住在張家花園一位朋友家裏，第一批炸彈就把那座房子毀了；第二批炸彈又毀了我們臨時寄居的小旅店。七天內搬了三次家。重慶人也真經得起考驗，舊房剛炸毀，三兩天就能蓋起新房住進人。日寇原以為中國人會挺不住，想借此逼迫蔣介石投降，哪知道中國人民就有這麼股寧死不屈的硬勁！最後挺不住的是日寇，疲勞轟炸以破產告終。
愛蓮經過這麼一番戰火的洗禮，漸漸能適應重慶的生活了。她說，這次轟炸，比希特勒夜襲倫敦厲害得多。希特勒逼丘吉爾投降，英國人硬是挺得住，如今中國人當然更挺得住。她覺得自己下決心回祖國來，能這樣和祖國人民一道接受戰爭的考驗，心裏特別痛快。
轟炸過後不久，即在抗建禮堂舉行了戴愛蓮舞蹈表演會。重慶人第一次認識這位把芭蕾舞和現代舞糅合在一起的華裔藝術家。演出後，愛蓮結識了音樂家馬思聰，並把馬所作的小提琴曲《思鄉曲》和《新疆舞曲》編成兩個獨舞節目，在重慶交響樂團的配合下搬上舞台。
這年秋末我們回到香港。我把這次大後方之行中的所見所聞畫成《重慶行》漫畫80幅，在香港展出。原擬不久再同愛蓮一起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演舞蹈，我開畫展，然後回香港定居，不料這年年尾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進攻香港，我倆被困在九龍山尾村一戶農民家裏，為時將近一月。後來還是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機，化裝混入難民隊伍，才算脫險到了桂林。
在桂林期間，我畫成《逃出香港》23幅，記錄這次被困受難的經曆。愛蓮則拜桂劇名演員小飛燕為師，學得《啞子背瘋》一折，後來成為她的保留節目。當時適逢田漢在桂林組織話劇會演，南方幾個演劇隊集中在這裏演出，廣西藝術館乘機請愛蓮舉辦了一個短期舞蹈班，指導話劇演員們做形體訓練。記得第一課教演員們練習肌肉鬆弛，愛蓮隻知英語辭彙，中國話不知該怎麼表達，幸虧丁聰在場，臨時充當了翻譯。
香港淪陷後，文藝界許多朋友先後集中到桂林。在大家的支持下，愛蓮和廣西藝術館的一位鋼琴家配台，組織了一場音樂舞蹈表演會。我照例在後台為她管服裝。那時除了我，誰也摸不清愛蓮演哪個節目該穿什麼服裝和用什麼道具；也隻有我能適應她換裝時的緊張節奏。一些熟朋友笑話我是戴愛蓮的“跟包”。所謂“跟包”，乃京劇“角兒”的專任管事打雜者是也。可我這個“跟包”，不但在後台管事打雜，還得為主角做飯，當翻譯，必要時還兼任演出經理和舞台監督。後來愛蓮主演“邊疆樂舞大會”，我就是節目組織者、海報設計者兼公共關係聯絡者。
1945年，愛蓮為了給育才學校創辦舞蹈組，專門成立了一個民間舞蹈采訪小組，到川西北和西康去采訪藏族樂舞資料。我倆先期到達成都，我托人賣畫籌集旅費，又找熟人設法聯係，通過西康省政府和康藏貿易公司雙重關係去了康定。在康定一個月，愛蓮搜集到大量藏族樂舞資料，編成了《春遊》和《巴安弦子》兩個節目，我則寫成了《打箭爐日記》四萬字，兩人雙雙獲得豐收。
1946等我受美國國務院之聘，赴美訪問。愛蓮反過來成了我的“跟包”，為我當翻譯員、對外聯絡員和畫展招待員。當然在她開表演會時，我依然是她的“跟包”。甚至還兼樂隊成員——她演《啞子背瘋》時的鑼鼓點子，就專由我來打鑼控製節奏。一段時間，我還是挺不錯的炊事員。在紐約時，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的副食品買齊，回來便精心烹調。那時老舍也正在紐約，我們常請了他一道來解饞。
愛蓮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達（當地華人稱“千裏達”），15歲隨母親去倫敦學舞，1939年母親去世，次年她就獨自跑到香港，和我結了婚。我們在美國時，她31歲，離家已16年，思家心切，便決定回特立尼達老家去探望父親和二姐，也讓家裏人見見她從祖國帶回來的這個老大不小的女婿。
特立尼達的華僑對我和愛蓮的歸來反應極其熱烈。因為愛蓮是回到祖國的唯一的舞蹈藝術家。她還在紐約演出時，特立尼達的報紙上就已是一片讚揚，如今大家更想親眼一睹風采。愛蓮專從紐約請來一位男演員伴舞，演出了《春遊》和《巴安弦子》，獲得很大成功，我則當然隻能躲在後台管服裝，繼續當“跟包”。
為了顯示戴家女婿不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們把我在紐約展覽過的畫全部帶了來，在愛蓮的表演會前展出。我嶽父雖窮，卻還搜索錢櫃買下了我的一幅畫。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舉行了全國首屆文代會，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兩支文化隊伍勝利會師。我和愛蓮此時已回到北平，愛蓮參加華北大學文工團，當了舞蹈組的領導；我當了美協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騁請愛蓮當了北京舞蹈學校校長。
這一年秋末，我受命參加民族訪問團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愛蓮忽然向我提出離婚。這真是晴天霹靂，我大吃一驚，問她為什麼，她說她已經愛上別人了。我問那人是誰，她說是來我們家住過的一位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這個“高級跟包”，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1951年，我含著眼淚，與她辦了離婚手續。屈指算來，從1940到1950年，我和愛蓮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傾心於她對藝術執著的奮鬥和追求，沒想到最後卻是這樣分手。
最近翻閱畫篋，發現1944年住重慶北溫泉鬆林宿舍時畫的一幅《鬆林人物誌》，那上麵有一對走江湖的夫婦，女的跳舞，男的擊鼓，那就是我和愛蓮的寫照。
磕磕碰碰第五課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時間最長的，但是由於我們在世界觀、人生觀和生活習慣等方麵差異很大，三十年來始終磕磕碰碰，貌合神離，兩人都不幸福。
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們有意促成的。在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當歌舞演員時，我曾在畫家丁悚家裏和她見過一麵，但沒有交往。1955年又經朋友介紹見了麵，目的很明確——希望我們組成家庭。當時人美四十一歲，我四十八歲；她離開前夫金狄已經十年，我也已獨居了五載。應該說，我們對彼此的性情、脾氣、習慣都不甚了解，找個伴，無非是相互照顧，解除寂寞，談不到什麼談情說愛；況且兩人都是社會知名人士，本來就有一定的透明度。因此，隻經過幾個月的交往，我便提出結婚。人美倒有點猶豫。當時她正在長影拍片，在給我的複信中，她這樣寫道：……想到北京的春天，我們的郊遊，的確使人懷念呢，雖然當我們單獨相處時，我總是沉默寡言，然而想你能感覺到我的緊張不安和激動，否則你也不至於那麼快的直接就提出問題。我的答複可能令你不滿意，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誠和坦率的。的確，我不否認我有優點，但缺點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無知，它將帶給你苦痛呢！你想到麼？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讓你提出任何保證，將來不能嫌棄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慮、準備，如何克服困難，以期達到更好的合作。……
後來的事實證明人美的考慮是有預見性的。
我們很簡單地結了婚。婚禮當天就不大愉快。人美在她的回憶錄裏這樣描寫：“……我們想老頭兒老太太結婚不要聲張，可不知怎麼，風聲還是漏出去了。朋友們紛紛送來賀禮。怎麼答謝呢？葉淺予說請老朋友們聚聚餐吧。幾十個人湧進四川飯店，有郭沫若、於立群、陽翰笙、吳祖光、丁聰、黃苗子、鬱風等等。葉淺予花了近200元錢。回來的路上，他告訴我，他已經破產了，因為他全部財產也隻有200元。我又好氣又好笑，隻好自己掏錢去買必需的日用品……”婚後，人美從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號葉宅來住。我開始發現她思想偏狹，爭強好勝，總怕別人小看她，處處擺出女主人的身份，又性格急躁，動不動就發脾氣。結婚才一個月，我倆就為一點點小事頂撞起來，她竟一本正經地提出要和我離婚。結婚一個月便離婚，簡直荒唐！我問：“這倒底為什麼？”她說：“你有大男子主義，我受不了！”我說：“咱們都四十多了，能像小孩子過家家那樣，一賭氣便散夥嗎？”她說：“就是因為四十多了，這日子過下去將難於收拾，所以還是走開好。”我說：“你認為我有大男子主義，這帽子我可以戴，不過，若是你頭腦裏沒有大女子主義，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義呢？”她啞口無言了。想了想說：“那麼，再試試吧，看我們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