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時期的中國城市文學
本刊特稿
作者：孟繁華
孟繁華 山東鄒縣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沈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文學評論》編委等。長期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評論工作。法國、日本、中國大陸及台灣傳媒曾發表過對其研究的評論和介紹。獲文學獎項多種。現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和前沿文化、文學研究。
百年來，由於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特殊的曆史處境，鄉土文學和農村題材一直占據著中國文學的主流地位。這期間雖然也有變化或起伏變動，但基本方向並沒有改變。即便是在新世紀發生的“底層寫作”，其書寫對象也基本在鄉村或城鄉交界處展開。但是，近些年來，作家創作的取材範圍開始發生變化，不僅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作家以敏銳的目光努力發現正在崛起的新文明的含義或性質，而且長期從事鄉村題材寫作的作家也大都轉身書寫城市題材。這裏的原因當然複雜。一個方麵，根據國家公布的城鎮化率計算，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超過了農村人口。這個人口結構性的變化雖然不足以說明作家題材變化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人口的激增，也從一個方麵加劇了城市原有的問題和矛盾。比如就業、能源消耗、汙染、就學、醫療、治安等。文學當然不是處理這些事務的領域，但是，這些問題的積累和壓力，必定會影響到世道人心，必定會在某些方麵或某種程度上催發或膨脹人性中不確定性的東西。而這就是文學書寫和處理的主要對象和內容。當下作家的主力陣容也多集中在城市，他們對城市生活的切實感受，是他們書寫城市生活最重要的依據。
我曾分析過鄉村文明崩潰後新文明的某些特征：這個新的文明我們暫時還很難命名。這是與都市文明密切相關又不盡相同的一種文明，是多種文化雜糅交彙的一種文明。我們知道，當下中國正在經曆著不斷加速的城市化進程，這個進程最大的特征就是農民進城。這是又一次巨大的遷徙運動。曆史上我們經曆過幾次重大的民族大遷徙，比如客家人從中原向東南地區的遷徙、錫伯族從東北向新疆的遷徙、山東人向東北地區的遷徙等。這些遷徙幾乎都是向邊遠、蠻荒的地區流動。這些遷徙和流動起到了文化交融、邊地開發或守衛疆土的作用，並在當地構建了新的文明。但是，當下的城市化進程與上述民族大遷徙都非常不同。如果說上述民族大遷徙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主體性，那麼，大批湧入城市的農民或其他移民，則難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體性，他們是城市的“他者”，必須想盡辦法盡快適應城市並生存下來。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是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們的焦慮、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鮮明的心理特征。這些人改變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狀態，帶來了新的問題。正是這多種因素的綜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為核心的新文明。①
這一變化在文學領域各個方麵都有反映。比如評獎——2012年《中篇小說選刊》公布了2010—2011年度古井貢杯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獲獎作品：蔣韻的《行走的年代》、陳繼明的《北京和尚》、葉兆言的《玫瑰的歲月》、餘一鳴的《不二》、範小青的《嫁入豪門》、遲子建的《黃雞白酒》；第四屆“茅台杯”《小說選刊》年度大獎獲獎作品是中篇小說：戈舟的《等深》、方方的《聲音低回》、海飛的《捕風者》；短篇小說是範小青的《短信飛吧》、裘山山的《意外傷害》、女真的《黑夜給了我明亮的眼睛》。這些作品居然沒有一部是農村或鄉土題材的。這兩個例證可能有些偶然性或極端化，而且這兩個獎項也不是全國影響最大的文學獎，但是，它的症候性卻不作宣告地證實了文學新變局的某些方麵。
在我看來，當代中國的城市文化還沒有建構起來，城市文學也在建構之中。這裏有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建國初期的五六十年代，我們一直存在著一個“反城市的現代性”。反對資產階級的香風毒霧，主要是指城市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因此，從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到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千萬不要忘記》等的被推崇，反映的都是這一意識形態，也就是對城市生活的警覺和防範。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城市文學的生長幾乎是不可能的；第二，現代城市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貴族文學”，沒有貴族，就沒有文學史上的現代城市文學。不僅西方如此，中國依然如此。“新感覺派”、張愛玲的小說以及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永遠的尹雪豔》等，都是通過“貴族”或“資產階級”生活來反映城市生活的；雖然老舍開創了表現北京平民生活的小說，並在今天仍然有回響，比如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對當今的城市生活來說，已經不具有典型性。王朔的小說雖然寫的是北京普通青年生活，但王朔的嬉笑怒罵調侃諷喻，隱含了明確的精英批判意識和顛覆訴求。因此，如何建構起當下中國的城市文化經驗——如同建構穩定的鄉土文化經驗一樣，城市文學才能夠真正的繁榮發達。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看到了作家對都市生活頑強的表達——這是艱難探尋和建構中國都市文學經驗的一部分。
表麵看，官場、商場、情場、市民生活、知識分子、農民工等，都是與城市文學相關的題材。當下中國的城市文學也基本是在這些書寫對象中展開的。一方麵，我們應該充分肯定當下城市文學創作的豐富性。在這些作品中，我們有可能部分地了解了當下中國城市生活的麵貌，幫助我們認識今天城市的世道人心及價值取向；另一方麵，我們也必須承認，建構時期的中國城市文學，也確實表現出了它過渡時期的諸多特征和問題。探討這些特征和問題，遠比作出簡單的好與不好的判斷更有意義。在我看來，城市文學盡管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文學創作的主流，但是，它的熱鬧和繁榮也僅僅表現在數量和趨向上。中國城市生活最深層的東西還是一個隱秘的存在，最有價值的文學形象很可能沒有在當下的作品中得到表達，隱藏在城市人內心的秘密還遠沒有被揭示出來。具體地說，當下城市文學的主要問題是：
一、城市文學還沒有表征性的人物
今天的城市文學，有作家、有作品、有社會問題、有故事，但就是沒有這個時代表征性的文學人物。文學史反複證實，任何一個能在文學史上存留下來並對後來的文學產生影響的文學現象，首先是創造了獨特的文學人物，特別是那些“共名”的文學人物。比如法國的“局外人”、英國的“漂泊者”、俄國的“當代英雄”、“床上的廢物”、日本的“逃遁者”、中國現代的“零餘者”、美國的“遁世少年”等人物，代表了西方不同時期文學成就。如果沒有這些人物，西方文學的巨大影響就無從談起；當代中國“十七年”文學，如果沒有梁生寶、蕭長春、高大泉這些人物，不僅難以建構起社會主義初期的文化空間，甚至也難以建構起文學中的社會主義價值係統；新時期以來，如果沒有知青文學、“右派文學”中的受難者形象，以隋抱撲為代表的農民形象，現代派文學中的反抗者形象，“新寫實文學”中的小人物形象，以莊之蝶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形象，王朔的“玩主”等，也就沒有新時期文學的萬千氣象。但是，當下的城市文學雖然數量巨大，我們卻隻見作品不見人物。“底層寫作”、“打工文學”整體上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應，但它的影響基本是文學之外的原因，是現代性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還難以從中發現有代表性的文學人物。因此，如何創作出城市文學中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比如現代文學中的白流蘇、駱駝祥子等，是當下作家麵臨的重要問題。當然，沒落貴族的舊上海、平民時代的老北京，已經成為過去。我們正在麵臨和和經曆的新的城市生活，是一個不斷建構和修正的生活，它的不確定性是最主要的特征。這種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對生活其間的人們來說，帶來了生存和心理的動蕩，熟悉的生活被打破，一種“不安全”感傳染般地在彌漫；另一方麵，不熟悉的生活也帶來了新的機會，一種躍躍欲試、以求一逞的欲望也四處滋生。這種狀況，深圳最有代表性。彭名燕、曹征路、鄧一光、李蘭妮、南翔、吳君、謝宏、蔡東、畢亮等幾代作家，正在從不同的方麵表達對深圳這座新城市的感受，講述著深圳不同的曆史和現在。他們創作的不同特點，從某個方麵也可以說是當下中國城市文學的一個縮影。因此，深圳文學對當下中國文學而言，它的症候性非常具有代表性。這些優秀的作家雖然還沒有創作出令人震撼的、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物形象，但是，他們積累的城市文學創作經驗，預示了他們在不遠的將來終會雲開日出柳暗花明。
但是，就城市文學的人物塑造而言，普遍的情況遠不樂觀。更多的作品單獨來看都是很好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點和發現。但是，如果整體觀察的時候，這個文學書寫的範疇就像北京的霧霾一樣變得極端模糊。或許，這也是批評界對具體的作家肯定，對整體的文學持有批評的依據之一。事實也的確如此。比如魯敏，絕對是一個優秀作家，她的許多作品頻頻獲獎已經從一個方麵證實了這個說法並非虛妄。但是，她轉型書寫城市文學之後，總會給人一種勉為其難的感覺。比如她的《惹塵埃》②，是一篇典型的書寫都市生活的小說：年輕的婦人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對目下現行的一套社交話語、是非標準、價值體係等等的高度質疑、高度不合作，不論何事、何人，她都會敏感地聯想到欺騙、圈套、背叛之類，統統投以不信任票。”肖黎並不是一個先天的“懷疑論者”，她的不信任緣於丈夫的意外死亡。丈夫兩年半前死在了城鄉交接處的“一個快要完工、但突然塌陷的高架橋下”，他是大橋垮塌事件唯一的遇難者。就是這樣一個意外事件，改變了肖黎的“世界觀”：施工方在排查了施工單位和周邊學校、住戶後，沒有發現有人員傷亡並通過電台對外作了“零死亡”的報道。但是死亡的丈夫終於還是被發現，這對發布“零死亡”的人來說遇到了麻煩。於是他們用丈夫的電話給肖黎打過來，先是表示撫慰，然後解釋時間：“這事情得層層上報，現場是要封鎖的，不能隨便動的，但那些記者們又一直催著，要統一口徑、要通稿，我們一直是確認沒有傷亡的”；接著是地點，“您的丈夫‘不該’死在這個地方，當然，他不該死在任何地方，他還這麼年輕，請節哀順變……我們的意思是，他的死跟這個橋不該有關係、不能有關係”；然後是“建議”：“ 你丈夫已經去了，這是悲哀的、也不可更改了，但我們可以把事情盡可能往好的方向去發展……可不可以進行另一種假設？如果您丈夫的死亡跟這座高架橋無關，那麼，他會因為其他的什麼原因死在其他的什麼地點嗎？比如，因為工作需要、他外出調查某單位的稅務情況，途中不幸發病身亡？我們想與你溝通一下，他是否可能患有心髒病、腦血栓、眩暈症、癲癇病……不管哪一條，這都是因公死亡……”接著還有“承諾”和巧妙的施壓。這當然都是陰謀，是彌天大謊。處在極度悲痛中的肖黎，又被這驚人的冷酷撕裂了心肺。
但是，事情到這裏遠沒有結束——肖黎要求將丈夫的的隨身物品還給她，鑰匙、手機、包等。當肖黎拿到丈夫的手機後，她發現了一條信息和幾個未接的同一個電話。那條信息的署名是“午間之馬”。 “肖黎被‘午間之馬’擊中了，滿麵是血，疼得不敢當真。這偽造的名字涵蓋並揭示了一切可能性的鬼魅與欺騙。”正是這來自於社會和丈夫的兩方麵欺騙，使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不信任感和沒有安全感，是當下人們普遍的心理症候，而這一征候又反過來詮釋了這個時代的病症。如果對一般人來說這隻是一種感受的話，那麼對肖黎來說就是切膚之痛了。於是，“不信任症”真的就成了一種病症，它不隻是心理的，重要的是它要訴諸於生活實踐。那個年過七十的徐醫生徐老太太，應該是肖黎的忘年交，她總是試圖幫助肖黎開始“新生活”，肖黎的拒絕也在意料和情理之中。落魄青年韋榮以賣給老年人保健品為生，在肖黎看來這當然也是一個欺騙的行當。當肖黎勉為其難地同意韋榮住進她的地下室後，韋榮的日子可想而知。他屢受肖黎的刁難、質問甚至侮辱性的奚落。但韋榮隻是為了生活從事了這一職業，他並不是一個壞人或騙子。倒是徐老太太和韋榮達觀的生活態度，最後改變了肖黎。當徐老太太已經死去、韋榮已經遠去後，小說結尾有這樣一段議論：